《青山下的花环》作为一部以赞颂英雄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并没有将\"英雄\"这一形象片面化，使其疏离于人民，而是将英雄放置于人民之中，化身为人民本身，无论是农民出身的梁三喜，还是高干子弟出身的赵蒙生，其本质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在保家卫国的至高使命上并无思想高度的差异。
赵蒙生心中只有希望过上安逸富足日子的愿望，这个愿望朴素而真实，是正常人的正常追求。赵蒙生一开始的贪生怕死，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思维，可是作为军人，你就要改变这种思维，梁三喜对于现实不公的隐忍以及靳开来的口无遮拦都使得这三个被公认的英雄并不显得过于高大伟岸，反而多了几分性情中人的真实朴素。
战争的悲剧意识来源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战争给人的考验是生存与死亡的较量，是血与火的洗礼，是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灾难性的巨大毁灭。《花环》中雷军长的儿子在执行任务中因火箭筒连续两发哑弹的事故导致被敌军发现，不幸阵亡。与以往\"伟光正\"的电影不同，《花环》对哑弹的生产背景给予了说明——哑弹是在\"文革\"时期被生产出来的。影片从侧面展现了国内混乱局势对于战争的间接影响才是导致\"燕京\"牺牲的主要原因，而敌人的炮火不过是加速揭开这一事实的催化剂而已。
战争能使本来就悲惨的人物变得更加悲惨。《花环》中的连长梁三喜在英勇牺牲后，其生前因为为父治病欠下同志们的 620 元钱没了着落。他母亲与妻子为了帮其还账，省下部队给其家属的路费，甚至要用抚恤金来将这欠款还清。此情此景令军长都不忍并感叹国家对待英雄的不公。
而韩玉秀这样的女人，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已经极其罕见了，一个女人辛苦劳作维持一个家庭，晚上躺在床上还要为在前线的男人担忧，害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来，也只好让白天的自己更加忙碌，而不再去胡思乱想。
《青山下的花环》的悲剧，是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它真实地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反映了一定社会现实的本质。因此，它的悲剧形式是崇高而壮丽的。
《青山下的花环》对关键细节的布置和处理相当巧妙，这些细节在烘托人物精神境界、表现人物复杂心态等方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梁三喜阵亡之前把血染的欠账单交给赵蒙生；梁大娘婆媳为节省开支步行160多里山路来到九连，吃饭时解开用做蚊帐的纱布缝制的包袱，把里面包着的些微黑乎乎的煎饼碎片儿放进面条碗里等等细节，强烈地渲染了梁三喜、梁大娘等人近乎纯净的人格境界与道德情操，具有极深的艺术感染力。同时，它表明英雄主义精神绝非空洞高玄之物，而是常常见诸琐碎行事，或者说，自然流露、毫不做作、真诚朴素的行为才能彰显真正的英雄本色，而现实当中就是因为有这些无私奉献的人，我们的祖国才能够繁荣昌盛。
电影里正面写雷军长的地方不多,但雷军长在矛盾冲突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不仅支持自己的独生儿子凯华从燕京调到前线，而且让他到担任尖刀任务的九连参战。他治军严谨，在党性问题上决不退让。他仿佛一团火，令战士欢呼，叫伪君子胆寒。他不仅在电话上痛斥曾经救过他命的吴爽，而且在全师干部大会上甩帽呵责吴爽的可耻行为。雷军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制止了赵蒙生的调动，使人心大快，鼓舞了部队的斗志，这个正面形象虎虎生风,不同凡响，形成了一股镇压歪风的浩然正气。他身上使人看到了真正的党员的高风亮节，看到了党的力量。
吴爽千方百计要把儿子调离参战部队,雷军长却千里迢迢把儿子送上前线。大敌当前，干部中两种思想的尖锐矛盾冲突，同时也揭示批判了军内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与不正之风。
靳开来是个有楞角、斗争性强、思想作风与军事技术都过得硬的好同志，因为敢说敢为，好提意见，爱发议论而被认为是思想境界不高的\"牢骚大王\"，虽然连里多次打报告要提升靳开来，但都未被批准，直到部队开赴前线才批准提拔为副连长。靳开来在战场上带领尖刀排劈荆开路，为部队打开胜利的通道，扛着火箭筒横扫敌堡，最后为解决连队战友们难忍的饥渴而不顾个人得失，去砍甘蔗，表现是十分突出的。然而他牺牲之后,某些领导人不顾九连的强烈要求，坚持不给靳开来记功，并认为他为一捆甘蔗而死，破坏了所谓的纪律。这些始终未正式露面的人物代表着一种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只凭一己之好恶看人的错误思想。他们对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为了胜利勇于献身的靳开来不仅不能按功行赏，反而嗤以鼻，认为他死得不值。
靳开来是正直坦率的好同志、是大义凛然的英雄。通过靳开来生前死后的表现及某些领导和群众对他截然不同的评价,《花环》揭示了官僚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精神的矛盾。而某些领导人对赵蒙生的曲线调动大开绿灯，赵蒙生母亲吴爽四处活动却并没有人阻止，说明有那么一些人在迎合她，和她一起搞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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