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泾水以东的智氏垦荒团遭到了秦人的袭击不是一次两次，只是规模小且带队的人是个小虾米，很难让智氏这边当作发起进攻的借口。
毕竟，虽然大家都是一个肩膀扛着一颗脑袋，但是人与人真的不相同，乃至于人与狗之间差距可能更大的时代。
仅是小鱼小虾袭击智氏的垦荒团，自然可以作为一个借口，问题是很难得到列国的认可。
智氏要的是列国认为秦国自己找死，秦国君臣也无从反驳自己在找死，闹出来的动静肯定要足够大。
在这么个年代，黎庶自发的行为无法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小贵族或是“士”阶层发起的小行动会被认为是义士是举，有可能得到包括受害者的认同，认为确实是作为一名义士在干有大义的事情。
分量足够的人相反要保持足够的克制，不然就是在为国家招惹灾祸了。
如果只是秦国的小贵族、“士”或黎庶袭击智氏的垦荒团，以智氏确实侵犯了秦国的势力范围而言，谁都会认为那些人干得好，有一股子的忠义，智氏反应太大则是被认为无视忠义且欺人太甚。
这一套三观在现代人看来一定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不能是道德的底线在一再践踏中被降低，使得现代人产生那种看法？
诸如，现代人认为不干坏事就是好人，其余年代则是保护弱小和勇于担当重任才算是好人的标准；现代人认为干好本职工作是好人，其余年代的看法则是干好本职工作属于天经地义。
还是那一句话，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三观与道德标准，春秋时代的三观和道德标准在约束智氏，使得智氏必须要拿捏到足够硬的把柄。
“率队袭我者，乃是麻遂大夫？”智宵急赶回到‘梁’，问话只是想得到最终确认。
范蠡一脸喜悦地说道：“秦麻遂大夫恰在‘梁’作客。”
什么作客，其实就是被俘了。
智宵没有问遭遇袭击时死伤了多少人。
会发生那种事情，本身就是智氏故意导致，要的就是拿到出师有名的把柄。
因为秦国那边分量足够的人给智氏造成了损失，哪怕世人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也只能评价秦国某人够蠢，怎么就上了智氏的当，给抓住把柄了呢。
到这个时候，智氏蒙受多少损失都是上下嘴唇一碰说了算的事，进入到开出一个看似合理却让秦国决不答应的赔偿方案，随后智氏再以受害者的身份出兵讨回公道了。
“遵宗子令，已让宰予出使秦都。如无意外两日内应当回转。”范蠡看起来远比以前更加尊重智宵了。
没有办法的事情，该次智宵在规则之内一步步逼迫秦国，明明是智氏要入侵秦国，即将变成智氏作为正义的一方教训秦国。
什么显得重要？就是智宵一切都按照规则框架在做事，搞得世人清楚智氏的野心，偏偏骂都不知道该怎么来骂。
智宵问道：“辅果如今在何处？”
范蠡走到悬挂的山川舆图边上，指着一个地方，答道：“三日前得到汇报，乃在此处。”
智宵目光看了过去。
辅果所部的地点在洛水以西一百公里左右，距离“泾阳”约两百公里的北部。
那一片区域的地形显得相对平坦，有山也只是坡度很缓的山包，总体来说非常适合纵马狂奔。
近十年来的这一段时间，秦国与义渠迅速交恶，双方大多数的交锋就是发生在泾水流域周边，打得最凶的就是双方的游牧族裔。
只不过，无论秦国还是义渠，他们其实都没有成规模可以骑马作战的战士，进入交战时刻还是以步战为主，马更多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辅果北上压迫白翟时，带走了很多的马匹与车辆，他们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打穿到河曲区域，又用六天时间辗转到了泾水北部两百公里处。
现在列国会侦查，一般也就用心侦查十公里范围内，再远就是碰运气巡视一下，更远真不会去侦查了。
并不是带兵的将校粗心大意，原因在于十公里范围发现敌军，有足够的时间用来进行备战，不会遭遇到突然间的袭击，致使士兵来不及整队，导致有携带甲胄的人来不及披甲。
所以，什么“出其不意”之类，真的不是每次都将军队事先埋伏在某处，遭遇突袭指的是来不及整队，以有备的方式干趁其不备的事。
说白了，所谓的“乘其不备”指的就是敌军根本没有进入战时状态，士兵找不到军官，军官无法有效下令，好多士兵两手空空，甲胄来不得穿戴起来。
因此，在遭遇到“乘其不备”的袭击之下，大多数将校只能憋屈地下达逃命的指令。
事实上也是那样，但凡大多数士兵手里有武器，谁怎么可能连抵抗都不做，将校很直接就下令撤军呢。
有相关的例子，列国进入到不讲武德的交战阶段，吃了足够教训的列国军队宁愿拖慢行军速度也让全军整备，再无军队遭遇埋伏立刻选择撤退的例子，不是边打边撤，便是有序撤退，搞得在军事素质的表现上都显得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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