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烈二年，同时也是清顺治五年。
时间进入腊月，整个北方都被银装素裹铺饰起来，纷飞鹅毛雪花将原本热闹的北京城变得单调起来，寒风凛凛下，唯有几个拉煤的工人在街头叫卖。
这种沉重的窒息感不仅仅是天气带来的，还有南面逐渐传来，风云诡谲的新消息。
最里面的满城当中，一场空前剧烈激荡的政治风波正在积蓄酝酿。
短短两三月的时间里，先是南昌、九江先后失守，而后又是军山湖大败，镶白旗全军覆没，豫亲王多铎身死，接着江西全境陷落，明军直驱江南。
紧接着又传来南京失陷，江北安庆、合肥、扬州重镇先后丢失，谭泰身死，博洛被擒。
长江以南，尽数易帜。
此时的中国早已不同于隋唐、两宋之时，随着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就成为了关内最核心的统治基石，丢失了这块财税、人口重地输血，原本处于上升期阶段的清王朝一下子就变成了高位截瘫病人。
更重要的是，自入关以来，清军凭借一场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胜利，所缔造的军事强权，彻底崩塌了。
如果说潮惠之战时，无论满汉，所有人心中依旧保持着那种自信与恐惧，桂北一役后，抗清势力获得希望，清廷开始正视对手。
那么江南的丢失，则彻底把双方拉到了平等位置上，更确切地说，明廷方面恐怕更占优势，眼下哪怕能够划江而治，对于清廷而言，都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怕只怕人家养精蓄锐几年后，要学刘裕、朱元璋那样直捣黄龙。
但在军国大事的颓败之下，更为令人紧张的，还有随之而来的严重政治后果。
当年皇太极暴毙，众人推福临继位时，多尔衮其实还没有掌握摄政大权，至少济尔哈朗还有一直不太管事的代善，对于满清朝内影响力都不弱于他，甚至豪格，也有分庭抗礼的底气。
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还得是带领清军入关的决策，因为这一决策可谓千载难逢，恰到时机，当时吴三桂的守军已经被李自成诸部打到快崩溃，多尔衮亲率八旗几乎所有精锐，果断孤注一掷，一日夜行军二百里，从农民军侧后突袭，逆转战局。
可以说，多尔衮替满清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如果他稍稍迟钝一两天，满清想要入主中原，都不会这么简单。
故而，入关之后，多尔衮声势无以复加，再加上关内劫掠的财富、圈占的土地、掠夺的人口也足以让他收服八旗众山头的钦佩与信任。
豪格等人纵有万般气闷，也不得不屈居其下。
但江南局势的扭转却改变了这一切，尤其是当初为了把江南这个钱袋子掌握在自己手里，细细观察，会发现，多尔衮派往攻略江南的将领，全部都是其人心腹，如他的亲弟弟多铎，一直和多尔衮兄弟关系紧密的博洛、尼堪等。
也就是说，多尔衮在八旗当中的基本盘，一半都放在江南。
而现在，尼堪、多铎身死，博洛被擒，他引以为根底的镶白旗直接全军覆没，关系紧密的镶蓝旗也损失惨重。
此时再回顾多尔衮在八旗中的“股份”，已经缩水到和豪格、济尔哈朗同一层次了。
这就要说到满清八旗的政治格局了，多尔衮摄政以后，基本掌握了两白旗，这也是他最大的资本，其余正蓝旗在豪格手中、镶蓝旗在济尔哈朗手中，而两红旗则掌握在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两个儿子，满达海、瓦克达和硕塞手中。
至于两黄旗，名义上是由顺治亲领，但事实上，是被当年皇太极的亲信旧部们掌控，这些人虽然手握八旗当中最重要的力量，但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而原本威望资历最大的代善，由于年老体衰，个人性格也比较佛系，只是在府中养病，素来不参与朝政。
此战之后，多尔衮两白旗顿时没了一半，济尔哈朗的镶蓝旗也遭受重创，明眼人都知道，当年有机会继承皇位却被多尔衮撺掇济尔哈朗等人踢下去的豪格一定会闹事。
果不其然，随着南北对峙的局势稳定，豪格立刻向朝中上疏，也许是吃过亏长记性，也许是有高人指点，总之这次他的切入点相当精准。
他没有直接抨击多尔衮，而是向朝廷建议
“镶白旗覆没，须得重建镶白，愿以正蓝旗将佐调动，组建新镶白旗。”
事实上就是想扩大自己的基本盘，同时主动提起镶白旗全军覆没的事情，言下之意也有催促追究责任，至于第一责任人是谁，就不必多说了。
可多尔衮也毫无办法，两黄旗当中，也有不少原本就支持豪格的皇太极旧部暗流涌动，互相串联。
十二月后，豪格以回京述职的名义返回京师，连四川方面的战事都懒得管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其人是奔着“反攻倒算”来的，多尔衮地位岌岌可危。
甚至到了这时，济尔哈朗都态度暧昧起来，多尔衮顷刻间被空前孤立，就连之前百依百顺的太后大玉儿，也多次和两黄旗大臣私下接触，虽说还不至于站在多尔衮对立面，但也有刻意疏远的意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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