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来历不小，他的老师是当年复社的建立者和领头人——张溥，复社本就是东林、阉党之争的遗物，素有“小东林”之称，张溥死后，复社当中年长一辈，便以陈子龙、吴伟业二人为主。
陈子龙立功出仕自不必提，但吴伟业却是有些倒霉，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和好友不仅降了清，还被满清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宏文院大学士，曾经还邀请过他出仕满清，虽然没有成行，但毕竟动摇过，是难以抹去的污点。
随着原来的东林、复社人员部分被朱由榔征辟后，原本就只依靠阉党这个共同敌人才能团结起来的东林复社迅速陷入分裂，如陈子龙、方以智等人，“成功上岸”后，哪里还记得这帮老朋友？
于是，整个江南地区原本声势浩大的东林复社集团，如今要么被收编，要么被抄家流放，矮子里面拔高个，只剩下吴伟业和虽然受朝廷征辟，但依旧不愿出仕的杨廷枢勉强能当起大任。
但当世大儒却不止东林而已，世人常常被东林、阉党之争而蒙蔽，但事实上，明末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参与党争，所以在政治领域里不活跃罢了。
但这并不代表人家没有影响力。
比如原崇祯时江西巡抚，江南被占后削发为僧的郭都贤，连带着东林、阉党都要喷，此时天下史学、散文泰斗的张岱，以及被誉为“江右四家”之一的罗万藻，还有旁涉百家，所学甚杂的明末道家思想代表傅山。
这些人论在文坛之上的影响力都不比钱谦益、陈子龙等人差，只是人家不喜欢掺和党争，对阉党、东林都没什么好感罢了。
吴伟业的文章一投进报社，就让金采有些头大，这玩意到底登是不登？
其人满篇抨击，倒是没有剑指天子，而是搬出些“刑不上大夫”的道理出来，斥责朝廷蛊惑天子，为了些许“小利”，而毁坏士民之心，图利忘义。
义利之辨，从来都是儒家的重要命题，而且很显然，答案都是只有一个，在一脉相承的宋明理学看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读书人，就不该提tm钱，忒俗，自然，“致君上尧舜”的皇帝和朝廷，也不应当把利益看做施政的第一位，而是要讲道德，讲气理。
所以，为了逃税这点“小利”，却妨害“士子之心”，这是不可理喻的错误。
金采最后请示了朱由榔，天子没什么表示，只是道
“登！怎么不登？不仅要登，还要给全南京的老百姓看看，是非对错，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
“有反对意见，就大大方方地登出来嘛，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仅要人家说，咱们这些大臣们也可以说嘛，不要仗着自家高官厚禄，就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百家争鸣，就是要鸣出来。”
“至于是非对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和历史自己会判断。”
于是乎，本来吴伟业只是抱着愤懑之心，想恶心一下翰林院而已，真没想过自己的文章能被这“天家喉舌”登出来，毕竟明朝自嘉靖以后，社会舆论进入一种很奇妙的状态。一方面，在上层，堵得严严实实，敢乱放屁就要打你屁股，但在下层，对着皇帝阁臣们喷也就那样，这倒不是说不想管，而是管不过来啊，锦衣卫、东厂又不是克格勃，哪有那本事。
结果就是在朝的文官大多“谜语人”，支支吾吾，一下野，立马变身小怪兽，怼天怼地怼宇宙。
所以吴伟业也没真想过能发表。
但问题是，数日后，他就在新一期的《启民报》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
原本正缺乏信心的那些请愿士子文人，见状立刻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这说明什么？说明天子是被蒙蔽的！其实皇帝肯定也是怜悯士绅的，怎么会做出如此事来呢？必然是内阁权奸欺君罔上！
可翻开下一页，事情又变化起来，因为后面全文刊登着刚刚赶到南京没多久的判洋务院兼右都御史张同敞，关于吴伟业文章反驳全文。
说起来还真是继承祖业，当年张居正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就有许多来源于这些“理学先生”、“清流士大夫”们，而张居正的反驳便是“治国之政，首在财用”，十分巧合的与数百年前王安石一样，在以理学主导的社会价值观中，提出财政为国家第一要务的思想。
当然，比起王安石，张居正没有一个“新学”给自己摇旗呐喊，但他是第一个敢于揭露和直面大明朝身上“肿瘤”的人，指出了大明衰弱，关键就在于土地兼并导致财政失衡。
数十年后，这位伟大的改革家曾孙，张同敞接过旗帜。
以一篇《社稷纲本，首在财政》，提出“天下衰亡之纪，皆自兼并”，“兼并则短财，短财则残政，残政则亡国。”，国家根本，首在财政，而财政根本，就在于理清税源，豪强大户隐匿田土，肆意兼并，就是在残害国家税基，残害税基就是在危害社稷，所以“隐匿田土”比农民造反，对朝廷的危害还大！就应当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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