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众基本敲定的决策当中，明军未来的制度架构被基本敲定下来。
整个决策过程称不上朱由榔一个人独断专行，但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都只是直接写信向北京的宰辅以及军中将帅，单独问对。
按照朱由榔在肇庆时期就建立起的某种“潜规则”，军中那二三十个主要将领，和朝中尚书以上的部门领导们，和朱由榔本人之间，都是有着在朝廷旨意文书之外，只由中书科接手的私人信函。
这就是所谓“威望”带来的特殊权利了。
有句话说得好，“明君是革命的最大障碍”。
这些私人信函看似不具有任何政治效益，但对于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又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取得了超然的权威，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没有什么宰辅签章，哪怕没有盖上国玺，哪怕只是几张草纸上的只言片语，本身都能拥有至高无上的驱动力。
这也正如南京城那些在理学体系开始逐渐解体后，新兴的各流派学社中，所公认的那样。
黄宗羲就极为一针见血的指出
当今天子所作所为，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是在限制后人的权力，不是在为现在做准备，而是在为身后事做准备。
事实上，朱由榔本人，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直接绕过与宰辅的讨论，来敲定防务改革事宜，倒不是说他害怕朝中大臣给自己出难题，或是认为对方会阻碍自己。
而是在逃避一些更为本质的冲突，以及延缓某些正在暗流涌动的政潮发生，算是在转移注意力了。
朱由榔这人没啥太大本事，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接受了十几年的教科书体系粗糙灌输的政治教育。
用他所了解的话来说，那便是，在北伐完成之前，对于自己麾下的整个政权而言，乃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所以顺军、西军，江南士绅，郑氏海寇，两广官吏，等等八竿子打不着的利益集团，才能有限的结合在一起。
而现在外部战争的结束，并不能完全磨平内部的沟壑，许许多多曾经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的利益冲突，正在集中涌现。
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事情，他自己也没有太大头绪。
比如，首都问题。
看似只是关于南京、北京之争，其实背后远不止如此。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便是，南京或者说应天府本地士民，大都倾向于定都南京，但其他江南地区的士绅，却又反而倾向于还都北京。
因为定都北京还是南京，根本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还都”，还是“定都”。
再深入的说，过去，为了抗清，为了挽救危局，天子和当局所作的绝大部分决策，大家还是能报以某种容忍的。
但之后呢？过去那些“卧薪尝胆”还作数吗？
比如，士绅一体纳粮，过去可以说是为了筹措军饷，为了推动北伐，那现在又该如何？
政治上的问题，不是不同意就作数的，就算朱由榔再强硬，难道就能制止许多事情了吗？收税要派出官吏，而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官吏，又是什么出身呢？当然，大可以用高压政治，用铁腕去镇压，但你又让谁去做这些事情？不可能以后不收税了吧？
哪怕是最忠诚的军队，自己同样也有利益考量，这些军中将帅，真如李定国那种有些“武穆遗风”的，又有几人，对于更多的“北伐功臣”、“中兴功臣”而言，他们出生入死，难道不就是理所应当要获取政治特权，就应当高人一等吗。
中书科之前就有所统计，早在东征胜利以后，中军都督赵印选，先后在南直、广东，购地过万亩。
且不言钱是哪来的，军中一些陋习，朱由榔也有耳闻，但这些事情，难道就只有赵印选一人吗？这些，于北伐当中，完成了阶级跃迁的功臣们，又心甘情愿纳税贡赋了？
当年朱元璋清肃官员，自然有极大的政治考量，但那些个淮西功臣们又哪里是冰清玉洁？
早在东征结束后，朱由榔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
自己麾下这个看似无比忠诚的班子，事实上在迅速和既得利益集团媾和，迅速完成自身的“蜕化”。
可自己又能如何呢？怪他们做得不对？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难道不都是如此吗！
都说汉光武如何如何中兴，可谁又知道，光武帝临死之时，却只能叹息“朕无益百姓”。
自己能说什么，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对的，否则早晚有一天，还会被另一个李自成、张献忠推翻？
从光烈七年秋，到光烈八年春，一直到留在北方，朱由榔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
只觉得，自己眼前，明明是大好局势，再也没有什么危在旦夕的生死胁迫，却反而步步维艰......
仿佛一个杂技演员般，手持平衡木，走在细细的钢丝绳上
他可以选择看不见，选择“什么都不知道”，假装忘记那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忘记自己曾经所接受的教育、价值观，忘记为了让自己能够活着站在这里，尧山、军山湖那些血流成河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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