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银票”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银票铺，并在各地设银票分铺。
由于银票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所印“银票”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银票”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银票”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
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银票”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
后来银票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银票”信誉。
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银票”，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银票”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银票。
但并非所有的银票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银票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银票”无法兑现。
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银票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银票”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银票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银票发行，并“置钞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银票——“官交子”。
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银票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银票。
“官银票”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
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
首届银票发行贯，备本钱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银票”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银票”为“钱引”，改“银票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银票”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
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银票为钱引。“钱引”与“银票”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银票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银票，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银票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
从此，欧洲人了解了银票。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银票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银票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银票”则是真正银票的开始。
银票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
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银票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
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
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银票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
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银票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银票”的产生。
“银票”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
徐蕊和王秋雅都能一下子明白‘钞票’的巨大作用，所以都替韦宝感到高兴。
“不光是内部通用，将来咱们生意做大了，还能与外部的商号进行使用！”韦宝道：“咱们的银票，在咱们的票号，随时可以提现，将比晋商的票号和大明南方的大票号，更加方便。”韦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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