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朝局形势是大家都知道国力不允许双线作战，但因为崇祯皇帝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从不担责的特性。
十几年君臣，有了无数前车之鉴，所以谁也不愿意提议和，做这个出头鸟，都做明哲保身的清流。
而且谁敢提议和，必是群起而攻之。
口子还是在兵部开了，因为南北战线交困，李自成攻入河南，兵部尚书陈新甲屡次被弹劾罢官，所以陈动了私下与满清议和的想法，并很贼地告诉了同僚傅宗龙。
傅有告诉了大学士谢升，于是谢升向崇祯告发。
这正中崇祯下怀，所以崇祯破天荒的没有治罪，而是背地里让陈新甲去秘密操作，千叮咛万嘱咐不可泄露一丝风声。
没想到这陈尚书是个马虎人，将满清那边发回来的议和条件密函随手放在案桌上，结果被书童当做塘报分发各省驻京办事处。
这一下子炸了锅，群臣哗然。
崇祯给陈新甲下了一道严厉的圣旨，不知道陈尚书是看多了其他背锅侠的下场，还是因为举人出身，学历不够，没看出这是一道让其揽罪请罪的谕旨，竟然不引罪自责，而且还自诩其功。
崇祯出离愤怒，你没有错？难不成错在朕？！你不揽责让满朝文武怎么看朕！
这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怎么能让朕这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来背？
陷朕于何地？杀！
甩锅侠崇祯又一次甩了锅，干干净净，不污“明君”之名。
事儿可以干不成，责任断不可扛！
这还不够，这样还不能表明崇祯的态度，于是又派了吴三桂向清军主动进攻。
仗打败了，但是表明了崇祯从来不是一个投降派，所谓的议和，他从不知情。
这一番表演彻底断了议和之路。
明王朝最后四年的生机就这样被他葬送。
1644年，明亡的当年，李自成大军正势如破竹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
正月初三，大臣李明睿看出崇祯有意南遁，第一个向皇帝上疏劝皇帝将朝廷迁往南京，并要立即决断。
由于明朝本就在南京立国，到朱棣篡位定都北京，实行两京制，南京一直作为留都，迁都南京合理合法。
但是这个主意不能崇祯自己拿，显得他贪生怕死，君王死社稷是祖训啊。
一定要百官再三劝谏，抱住他的大腿哭声动天，他才勉为其难的答应，这才是正常程序。
奈何只有一个李明睿识时务。
崇祯就只能故技重施。
让李明睿私下去办，切不可声张。
于是李明睿就去筹划。
迁朝廷需要军队保驾护航。
这个时候全国兵事紧张，到处都缺，那还能抽调出一支军队来呢，只能另行招募。
于是李明睿向崇祯反映了这个情况，并提议让崇祯拿出自己的内帑来招募军队。
崇祯一听就急了，迁都是国家的事，怎么能动朕自己私人的钱呢？！
于是又是什么也干不成。
一拖又是俩月。
眼看情势危急，崇祯急了。
三月初四不得不在朝堂上公开讨论。
诸位爱卿，近来李明睿给朕上疏劝朕南迁，你们是怎么个意见。
大臣们一个激灵，知道皇帝果然还是按奈不住了。
大臣们也没让崇祯失望，哭声震天，痛斥南迁是违背祖训、抛弃祖宗社稷，是断送江山社稷的歪理邪说。
喊出君王死社稷的圣人教诲。
先送太子去南京？也不行！
其实官员们不想南迁，一是舍不得在帝都的产业，这么多年苦心经营，尤其是官员中北方人居多，去南京摆明了就是舍弃半壁江山，他们舍不得老家的财产土地。
二来这迁都是烧钱的活，国库空虚，皇帝不愿动自己的私产，到时候还不是动他们的主意。
最重要的是怕迁都过后有什么变数被追责背锅，这可是掉脑袋的。
这时候只要崇祯皇帝说为了保存祖宗社稷，是他意愿要南迁，一切后果他来承担，不用再议，再责打几个顽固分子，这事也就定了。
但不肯担责、虚名重于一切的甩锅侠的本质，决定了崇祯不可能这么做。
自己怎么能担贪生怕死、遁逃卖国的责任呢。
可能是觉得也许还有机会利用李明睿重提南迁，崇祯没有应了百官杀李明睿谢天下的请愿。
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没隔多少日子，李自成就攻到了北京。
第二次机会又错失了。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但李自成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想要一个封国要点钱。
打居庸关时，监军太监杜勋投降了，正好可以去宫里找皇帝谈条件。
于是李自成就派他去进宫和崇祯谈判，崇祯拉上内阁首辅魏藻德一同接见了杜勋。
李自成开出的条件很简单，就两条，把山西陕西给他作为封国，再给他一百万两银子。
崇祯心想你早说啊，为了打你花了多少个一百万两！
封国不就是个藩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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