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东西。我买的第一件藏品是一件用钧瓷残片镶成的挂屏。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河南禹县钧窑的窑址被发现，大量外国人都涌去，包括德国人、日本人，都去抢这个残片。当时有“家有万贯，不值钧瓷一片“之说。钧瓷的残片可以打磨后，镶在腰带上，显示我特有钱。现在是把腰带镀上金，镶上翡翠，那时镶一块钧瓷就可以了。
我在20多岁第一次碰见钧瓷，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漂亮，一片一片的，每片上面都有红『色』，那红又不是正经的红。后来我就把这套钧瓷挂屏买回去了。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当我对钧瓷有所了解的时候，我就不满足于残片了，想买整器。20世纪80年代，有一回我在香港逛古玩店，碰到一个店主。那个店主也是一时『性』起开的店，并不是祖传的手艺。一时『性』起开店呢，东西就会来源纷杂，他自己判断力有限，所以买家很容易在他那里捡到便宜。我当时一进去，那个人就认出我，说：“您又来了？我这儿有一个新淘的东西，怎么样？“我一看，是一个钧瓷花盆，底下有很多支烧的痕迹。因为怕瓷器在烧造过程中塌底，就要把它支起来烧，烧好后会留下痕迹。这花盆下面的痕迹都被打磨过，店主看到打磨的痕迹，有点儿二乎，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新。他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也嘀咕，我嘀咕什么？我知道这花盆是真的，就想怎么说服他便宜地卖给我。我说：“你看，这打磨的痕迹多新，这东西可能不怎么老。“那人也说：“我也拿不准，我买的也不贵，你加点儿钱就可以拿走。“后来我就买到那件东西了。
回来以后，我就找出台北故宫藏钧瓷的一本书，去对照背面。很多官钧的背面，都有类似的打磨痕迹，过去不注意的时候，你很容易忽略这一点。我当时一对那本书，就高兴了。我一看，那痕迹恨不得都是一个人打磨出来的。当你不买这种东西，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一百遍你都记不住；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一下就记住了，记得死死的。
知识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常备，你不能等到用的时候现学，除非他给你时间，让你先回去看两天，人家等着你。如果你一出门，东西就卖给别人了，这时就比较麻烦。所以一定要知识常备，运用恰当。过去有一句老话“艺不压身“，就是这个道理。
五大名窑现在剩下最后一窑，定窑。定窑排得靠后，应该说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到了北宋晚期，定窑受到一定的排挤。但是从烧造的年代来看，定窑实际上是老大。汝、官、哥、钧四窑都是北宋晚期才开始烧造的；定窑则在北宋的早期，甚至五代时就开始烧造了。乾隆皇帝比较喜欢定窑，他有200首诗咏瓷器，其中咏定窑的诗就有30多首。
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曲阳是石刻之乡，盛产汉白玉，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浮雕就是曲阳人民捐的材料，曲阳人民雕的。这种雕刻手艺是祖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定窑会受到影响--定窑瓷器带有刻工。我想历史上很多工艺会相互影响，比如定窑早期工艺中的浮雕，更趋向于石雕的效果，与它后来的阴雕不一样。
定窑是底下刻“官“字最多的瓷器。我们看到的北宋定窑，大量底下刻一个“官“字，表示是官方制造的，都是北宋前期，还没有到宋徽宗呢。
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与其他四窑不同，它是白瓷，那四个都是青瓷。那四大名窑里，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不动雕工。汝窑和钧窑有个别的一两件有过雕工，但都不成功，雕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其他四大名窑都以釉『色』作为表现形式，只有定窑是以纹饰作为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因为定窑的釉面非常薄，而其他四窑的釉面非常厚，所以定窑可以用刀来雕刻，体现它的纹饰之美。南宋时期，北方是金代，定窑就开始出现模制，不动刀了，直接用模子，为的是提高生产量。定窑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有的记载将定窑排在了前面，如明代谢肇的《五杂俎》：“柴窑之外，定、汝、官、哥，皆宋器也。“他把定窑仅排在柴窑之后。
宋代烧造白瓷比烧造青瓷难度高。白瓷提纯的过程，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在一千年前，是极大的问题。工匠想尽办法去除杂质，让它呈现真正的白『色』。但我们看到定窑的白不是纯粹意义的白，还是带有牙白『色』。所谓牙白『色』，就是这种颜『色』。从陶瓷史上讲，北齐就有白瓷。但那个白瓷今天看来还有点儿发青。瓷器追求白的过程，不是突然一天就变白了，是一点一点变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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