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通过攀谈能够更多的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或者观察到病人的其他情况，对病人的治疗和康复都很有帮助。所以，我经常和吴清聊天。通过了解，知道他现在35岁（这与我当初的推断有一点儿距离），他是大学生，专业是商业管理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还非常喜欢学习，所以掌握了很多其它学科的知识，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在我得知他这些的时候，我很汗颜，我还以为他没什么文化呢，没想到还是博士。所以，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注意了，免得不小心出了丑。
由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对企业管理有深厚的积淀和实际经验，所以只要谈到企业管理，他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连续不断的讲两个多小时！这些我是外行，虽然我尽力不朝这个方向谈，可是他很聪明，总是不知不觉的就把话题引过去了，那我就只能如听天书一般的聆听了。
可是每次我问到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就立刻缄口不语了，这些我最想知道的事，他却什么也不给我说，只是呆呆地看着其它的地方，不敢再看我的眼睛。为什么他对这些如此的拒绝？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有的时候也固执，特别是对精神病人不愿意讲的事，我就特别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把这些情况及时汇报给了刘主任以后，他乐呵呵地看着我说道：“你小子将来有前途，很注意观察病情，而且善于从与患者的对话中发现重要的情况。继续努力，再有几个这样的病人处理好了，你就出师了。还有，记得把你的这些想法及时的告诉路教授，让他给你出主意更好。他是专家中的专家嘛。”
但是，我费尽了心机的各种努力依然毫无成果，没有任何进展的谈话基本上就是浪费时间，无论我和他谈的有多么的热火，也套了多少的近乎，可是只要是说到与他的家庭有关的话题时，他就立即保持沉默，或者想方设法的转移了我们的谈话方向。我很疑惑，难道在他的心里，有关姓名和家庭这些，真的是特别讳莫如深的禁地吗？
为此我也很恼火，可是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对任何医疗机构来说，没有逼迫患者说话的权利，患者如果执意要隐瞒与病情有关的事情，那也是患者自己承担责任，病人不愿意说的事情威胁恐吓都是难以得到实情的。
可是，针对精神病人来说，如果患者不开口说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事情，那么是很难办的，对我们判断病情，或者找到患者的家都有很大的困难。我每每想到他刚来的时候，看着他傻傻的，除了几个音符以外，什么也不会说，现在看来治疗是很有效果的。而且，通过我的经验以及多次会诊得到的结论，我还很自信地估计，他是受到外力的打击以后，大脑受过伤，才导致的，属于应激性精神障碍，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可以治愈的。然而，我需要他在治疗上的配合，可是这个配合现在却遇到了瓶颈，无论我怎么引导，他就是不告诉我实情。
也许再有一段时间的治疗，那么应该经过不长时间细致的和对症的治疗，特别是做了手术后，他应该可以恢复的比较好，甚至可能痊愈！
然而半年的治疗，好像也仅仅是让他恢复了语言的能力而已，也恢复了他在学业方面的一些记忆，可是这些对我们来说真的意义不大啊！其他有关他身世方面的秘密，依然无从得知，感觉还是不得要领，也很急人啊。
我最想知道的东西，他什么也不给我说，所以我也只能认为躯体和精神治疗有了效果而已。这种情况也是遇到过的，所以我提请召开专家会诊。尤其是当他给我滔滔不绝的讲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时，我听的头很大，还要耐着性子听下去。有好几次，我和吴清在后院的小花坛前神聊时，其他职工都抿嘴笑我太可怜了。
就这样，我还是坚持着与他的接触，我不想放弃我能够治愈他的初衷，我相信我的判断。路老师也对我的治疗方案表示同意，他说只是时间问题，让我耐心等待。
“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不会很远，小夏，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路老师每次听完我的介绍后都这样安慰我。
刘主任将提请专家对吴清进行会诊的报告再次报给了医务部，在我科的意见和建议里，我提出是否可以采取情景复制的疗法，让治疗成为有的放矢。我对我提出的这个方案自信满满，因为我对吴清经过了细致的观察，也对他日常的一些表现了解的比较透彻。比如在没有人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陷入沉思，那说明他思维可能暂时混乱，对有些事情想不清楚，既然愿意思索，那就有情景设置的可能，我希望会诊时专家们能为我的思路提供条件。
专家会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加合理的治疗和康复的方案，与疑难病例讨论一样，都是我们提高业务技术的很重要的方法。医务部很快就组织了专家查房，然后还在部里组织了一次疑难病例讨论、新入病人分析和专家会诊的多方面的专题会议。会上路老师对十余个病人的情况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疗和康复的意见和建议，对我提出的吴清的判断却不置可否，也没有提出建议，只是说了一句“还是再观察一段时间吧”，然后会议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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