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淮军冲到离华军150米的范围内时，突生异变，华军两挺重机枪开火了。突突突突突突，随着连续不断的枪声响起，淮军冲锋士兵像被割麦子一样一片片倒下，许多士卒是在惊恐中来不及反应就中枪倒地。
淮军总兵卫汝贵惊恐地看着那两个圆筒状的杀人武器，这华军什么时候又弄了这种神器？在这种大杀器前面，任何冲锋都是徒劳，于是急忙命令卫兵鸣金收兵。
其实没等后方鸣金，淮军已经掉头后撤，没命地往后逃。可悲剧的是，人怎么跑得过子弹。结果只有部分运气好的和那些聪明的选择爬回来的士兵才逃过一劫，3千人撤回来已经不足1千2百人，在华军阵地前留下了成片成片的尸体。
淮军不敢再对滩头的华军发动攻击，使华军能从容的构筑滩头阵地，同时也加快登陆速度，滩头上很快就集聚了两个旅近4千人的部队。
华军这次是临时在旅一级配备了重机枪组，为2个什（部队编制）25人，2挺重机枪。重机枪虽然是大杀器，可子弹消耗太大，华军也敢大面积地装备部队，现在仅仅是在禁军、近卫集团军里才配有重机枪。
在重机枪的掩护下，两个卒的士兵分两路进攻淮军阵地。在重机枪的火力压制下，淮军都抬不起头进行射击，使得华军在付出极小的代价就接近到战壕30米的地方，这是手榴弹攻击的最佳距离。
华军接二连三投掷过来的手榴弹给淮军造成的伤亡虽然不大，但心理压力却倍增，战壕已经无法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了。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淮军各队官、营官只能强令士兵还击，这使得淮军的伤亡大增。
不过华军进攻部队一共只有六百多人，被淮军这一通不要命的攻击，也造成几十人的伤亡，便撤了回去，换上另外2个卒进攻。
就这样，连续攻击三次后，淮军已经濒临崩溃。每次华军进攻就死伤几十人，而淮军却要付出几百人的代价，三次攻击已经造成了淮军2千多人死伤。
此时，华军的登陆部队人数已经接近1万，狭窄的登陆点已经快没地方站人了。于是，第四次，华军一次动用了两个旅、4挺重机枪参与进攻。淮军终于抵挡不住，被华军突破了防线，淮军全线撤退，往天津逃去，2千撤退不及的淮军被俘虏。
华军足足花了5天时间，才完成整个登陆和卸装武器弹药、物资的工作，运输船队在南方舰队的护航下，返回台湾淡水，去接第四近卫集团军剩余的5万多人。
溃兵逃回后，李鸿章便亲自找来当时负责的卫汝贵了解情况，李鸿章的见识当然不是一个区区总兵可以比拟的，他是知道连发枪的，当他知道华军竟然装备了威力巨大的连发枪，心里寒意十足，泥马，这连洋人还没装备的武器华军都有了，这仗可就更难打了。
不久，李鸿章收到消息，华军没有尾随溃兵来攻击天津，却派兵占领了天津的前哨城镇——军粮城，离天津仅有50里路。同时华军四处出击，相继占领了塘沽、北塘、芦台、葛沽、盐水沽等周边地带，已经在天津附近立稳脚跟。
李鸿章明白，华军这样稳扎稳打，淮军已经失去了在天津重创华军的机会，再用主力坚守天津已不合时宜，于是留刘秉璋、吴长庆、卫汝贵三人领兵2万坚守天津，自己带着刘铭传、张树声、聂士成等人退至东安防御。
经过一番准备，四月二十八，刘玱琳率第四近卫集团军主力抵达天津城下。
就在刘玱琳第四近卫集团军攻打天津的时候，除了“进攻”云南的南路军外，华军在全国各地的进攻并没有同时展开，而是蓄势待发，等待杭州的进攻命令。
云南的湘军，在第五集团军的协助下，殿后部队的行军速度加快了很多，在他们赶到龙陵的时候，湘军主力才前进到芒市司（今潞西），相距不过80里路。
林小虎以第五集团军司令的名义，向沿途的土司发出公告，汉军（汉族军队）仅仅是路过，对各土司没有恶意，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和平相处。
虽然各土司各自占地为王相安无事，相对封闭，但华军的威名还是知晓的，知道自己以后就要跟着他们混饭吃了，自然不会去触华军的霉头。要打劫物资多了去了，这次就不找湘军的麻烦了。
湘军主力行至勐卯司（今瑞丽）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六月初二（7月10日）， 通过长时间从长途跋涉，湘军军民已经疲惫不堪，曾国荃不得不命令部队休整10日。
但20万的湘军主力不可能长时间的驻留勐卯司，就是粮食供应也负担不起啊。所以，休整三日后，鲍超领三万湘军精锐启程，杀入缅甸。
此时统治缅甸的是缅甸贡榜王朝的第10位君主：敏东王（Mindon Min 一译曼同王），1852年12月17日，敏东王与弟弟加囊亲王（Kanaung Mintha）一起推翻了国王蒲甘王，蒲甘被迫退位，由敏东王继位为缅甸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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