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开邦的雨季比平原结束得更晚。九月的皎漂，天空依旧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像随时会再落一场雨。
但雨没有落。
只有风。从孟加拉湾吹来的潮湿的风，裹挟着海水的咸腥和远处山林的腐败气息，日夜不停地穿过那些破败的村庄、废弃的稻田、以及新近被铁丝网围起来的难民营地。
难民营地C-17，是若开邦北部规模最小的一个。只有三百多户人家，挤在几排用竹子和防水布搭成的临时棚屋里。每户人家门前都摆着塑料桶，用来接雨水，官方供水车已经三天没有来了。
营地中央的空地上，一群孩子正在踢球。球是用破布和塑料袋捆成的，踢起来不会弹跳，只能在地上滚。孩子们追着它跑来跑去，笑声很大，大到能暂时压住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声。
枪声是从三十公里外的山区传来的。
那里驻扎着一支番号模糊的边防营，名义上隶属国防军，实际控制者是在地方上经营了十几年的前民地武头目。三个月前，国防军总部下令该营换防，调往内陆整训。头目以“维护地方稳定”为由拒绝，双方对峙至今。
三天前，对峙升级为交火。规模不大，双方各死三人，然后默契地退回原阵地，继续对峙。
消息传到内比都时，闵上将正在看那份关于三十七名僧侣的舆情摘要。他用红笔在摘要边缘批了一行字：“若开事态，密切跟进，避免扩大。”然后将文件放到一边，继续看下一份。
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反应。若开邦的摩擦，在他治下二十一年里发生过四十七次，平均每年二点二三次。每次都是这种模式：对峙、交火、谈判、不了了之。
这一次会有什么不同？
难民营地C-17里，没有人知道答案。
天快黑了，孩子们还在踢球。那团破布做的球不知被谁一脚踢得太远，滚出了营地范围，滚过那条作为边界线的土路，滚到路对面那片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无人区。
孩子们停住了。
他们站在土路边，望着那团球，谁也不敢迈出一步。
铁丝网那边，是国防军划定的“安全隔离带”。任何人进入隔离带，都可能被岗楼上的哨兵视为威胁，开枪射击。过去一年，已经有七个人死在那条隔离带里，三个拾柴火的老人，两个走错路的放牛娃，一个精神失常的流浪汉，还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球就停在那孩子死去的位置附近。
沉默持续了很久。
然后，一个年龄稍大的男孩，大概十二三岁，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赤着脚忽然迈出一步。
“哥！”身后有人喊。
他没有回头。
他只是迈出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每一步都很慢，像在试探脚下的土地会不会突然裂开。铁丝网那边的岗楼沉默着，没有动静。
他走到球前，弯下腰，捡起来。然后转身，走回孩子们中间，把球递给那个最小的。
“继续踢。”
孩子们重新跑起来。笑声比刚才更大。
岗楼的阴影里，一个哨兵缓缓放下望远镜。
他没有开枪。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开枪。
他只是看着那群孩子，看着那团破布做的球在暮色中滚来滚去，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那只手刚才握着望远镜，现在垂在身侧，微微颤抖。
他想起自己十二岁的时候，也在这样一个傍晚踢过球。球是他父亲用旧轮胎剪的，踢起来会弹跳，是他整个童年最珍贵的玩具。
他的父亲，是若开邦人。
当天深夜，三十公里外的边防营驻地里，那支番号模糊的部队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穿着普通的长袍，裹着缅族男人的传统头巾，走进营地时没有人拦他。哨兵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别过脸去，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头目的住所是营地中央一栋加固过的二层小楼。来人在门口停住脚步，等待。
十分钟后，头目亲自下楼，把他让进屋里。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里面谈了什么。只知道天亮时分，来人离开，头目站在门口送他，站了很久。
太阳升起时，国防军总部的通讯频道收到一条来自边防营的简短消息：“我方愿重启换防谈判。时间、地点，贵方指定。”
消息传到内比都时，闵上将正在吃早餐。他听完副官的汇报，咀嚼的动作停顿了一秒，然后继续。
“答应他们。”他说，“派第三军区副司令去谈。要快，要稳。”
副官领命而去。
餐厅里只剩下闵上将一个人。他放下刀叉，望着窗外被朝阳染成金色的草坪，看了很久。
那只松鼠今天没有出现。
草坪修剪机的驾驶员也没有出现。
只有风，吹过空旷的绿地，吹起几片昨夜落下的枯叶。
闵上将忽然想起昨天夜里做的一个梦。梦里他在一条很长的走廊上走，走廊两边是无数扇门，每扇门后都有人喊他的名字。他推开一扇，门后空无一人；再推开一扇，还是空的。他就这样一扇一扇地推开，直到走廊尽头，最后一扇门前。
门后站着他自己。
二十一年前的自己。穿着少将制服，肩章崭新，眼神明亮。
那个自己对他说：“将军，这条路，你还要走多久？”
他醒来时，枕边是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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