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英明！”邹衍恭维了一下，旋即道，“不过大王，现在天下列国的冶铁技术还不是很成熟，铁制的兵器还不如铜制的兵器耐用呢。如此弃之铜器而改为铁器，不是舍本逐末了吗？”
“邹衍，寡人听闻会稽和吴郡等地相继出现了许多铁矿，铁矿资源丰富不知道是也不是？”宋王偃忽而问道。
闻言，邹衍苦笑道：“大王啊，虽然我们宋国的南方有许多的铁矿资源，但是尚未开采。好比齐国，虽然说齐国坐拥盐铁之利，但是他们的铁器也仅仅用于农具上，用于装饰，用于生活，但是很少用于军中的。何以也？因为铁这种物质并不稳定啊！”
“不稳定可以改进！这冶铁之法寡人看已经日渐成熟了。”
“……”
看着邹衍和许行等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宋王偃笑着摆了摆手道：“不过寡人也知道，此时不可操之过急也。铸恶金（铁）之术始于齐桓公之时的齐国，然则大家虽然都认识到铸铁的作用，却都没办法使用于军中！盖因恶金之硬度不如青铜也。”
“既然知道恶金的硬度不如青铜，那么我们便要去想方设法地克服。如何克服？这便是冶铁之法。”
宋王偃说的头头是道的。
照理说，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作背景，冶铁术的发展不应如此缓慢。
不过，既然事实如此，大家倒不妨试着找出其中的原因。
泰利柯特有一个论点：冶铁术并非先进炼铜工匠的专利，而是更早期原始炼铜工匠的发明，或者竟然完全是由不懂炼铜技术的一批新人创造的。
这一说法似乎暗示着冶铁术的起源比大家能够认识到的还要久远。
不过，这一说法确有道理。
以常识而论，工艺愈先进，规矩就愈多，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就愈小。而炼铜时炼出铁来，本来就纯属意外。
顺着这一思路下推，大家就会发现，在青铜时代，冶铁术的诞生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一桩新生事物而已。而新生事物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当然颇费时日。
更何况，在制钢技术发明以前，作为新产品，（块炼铁）制工具硬度不如青铜，（白口生铁）铸礼器又黑不溜秋，缺乏耀眼的光泽。
铁欲大行于世，必须等待时机，而这一时机到来的标志应该是：处于地表易采易炼的氧化铜矿已不敷使用，铸铁的生产成本已大为降低，生产力的发展又急需大量的工具。
试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时代，要满足这样的条件谈何容易，铸铁的姗姗来迟自有道理。
不过，当时钟指向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中叶时，这一时机终于成熟了。
在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自取灭亡后，关中地区充满了野蛮的戎人。宫室文物大部被毁，土地日见荒芜，继位于危难之时的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重新建国，这就是东周的开始。
东周之时，王室衰微，加上周边夷狄不断侵扰，国家名为统一，实已分崩离析。各路诸侯趁隙而起，争霸中原，以实力较短长（后人将这段历史称为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终于公元前476年）。
在经过了一番此消彼长之后，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大会诸侯，周王派宰孔参加，赐给齐桓公“专征伐”的权利，自此开始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齐桓公也由此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齐国原本不大，又地处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海之滨，为何能首先称霸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智的齐桓公任用了管仲为相。能干的管仲则通过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使国家很快富足，军力迅速强大了起来。而在管仲诸多的富国强兵措施中，“官山海”是最为有效的一种。
据《管子.海王》篇载：“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可耳。”郭沫若认为，官者，管也。‘管海’自然是指管制盐业，‘管山’就是把矿产管制起来，这里就包含着铜铁。
齐桓公时已有铁的使用，看来是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国语.齐语》里面，管仲所说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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