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小学一年级，下了课，我们一起在墙下挤丫丫，一同倒在地下，墙皮掉下一大块。起来！老师一声呵斥。我们这些熊孩子，全都抖做一团。走！都到班上，顺墙站好！老师又喊一声。我们站好，老师再喊：都伸出手来！我们手就全都伸出来。老师的戒尺，就一下下打在手上。
轮到他时，老师问：“几下？”
他诺诺地说：“老师，就一下吧。”
可是，老师的戒尺，刚刚举起来，他伸出抖抖的手，就笑了。那双纯真善良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祈求地望着老师的脸。他的笑，有点像哭，可爱又动人。
老师就不再打了，还轻轻地摸了摸他可爱的小脑瓜。
没有想到，过了些日子，他迟到了。这次老师不能再原谅他，大声地呵斥：“伸出手来！”
他老老实实地伸出小手。
老师就狠狠地在他的小手上，抽了一戒尺。
他含着泪，坐到坐位上了。可是第二天，他又迟到了。
老师说：“你是怎么了？为什么又迟到？！”
可能是老师的声音太高了，他到退了一步，没有等老师要求，就主动地伸出手来。
这次老师可能是真的生气了，那个戒尺举过头顶，用力打在他的小手上。
他的小手立刻肿起来，应该是太疼了，他先是闭着嘴掉泪。最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出来。
第三天，一大早，同学们还都没有到校，老师就到了他家的大门前，稍稍地观察他为什么连续迟到。原来，他爸爸病了，娘也病了，家里没有大人，他要给爸爸娘做饭，给爸爸娘买药、熬药，还要把药端给爸爸娘喝，把饭端给爸爸娘吃，等爸爸娘吃了药，吃了饭，他才拿着一块干粮，背起书包，往嘴里塞着，啃着，往学校跑。
看到一个几岁的孩子这样，老师就掉泪了。老师没有再进家门，稍稍离开，回到了学校。这一天，他照例迟到，照例伸出手来，送到老师的面前，叫老师打。
老师却把戒尺放进他的手里，自己伸出手来，示意他打老师。
他摇摇头。
老师却把他搂在怀里，那张大脸，紧紧地亲着他的小脸蛋，说：“老师错了，以后家里有困难，要告诉老师。老师会帮你的。”
可能老师的举动太感人了。他在老师的怀里哭了。一屋子的学生也都哭了。
去代庄高小和中学读书，我们也几乎天天一起走。
下午放学，他经常和我搂着肩膀，站在学校的操场旁，看教师队和学生队的篮球比赛。看到精彩的球，他不会和同学们一样，拍着手大声叫喊，只是晃动一下书包，抿嘴笑一笑。
走过村南的那个深沟，走过那道大堰，我们经常甩动着书包，唱歌，叫喊，跳着，蹦着。他唱的声音并不高，他叫的声音也不大，他蹦跳起来，既不迅猛，也不欢快，温温柔柔的，像个小姑娘。可是，唱，叫，跳起来，那挂着一脸的笑，连小鸟都会觉得可爱。
快进村子的时候，我们喜欢在村南小桥旁的大柳树下坐一会。夏天那道水渠西大堰东的一块空地，是我们生产队的瓜地。大柳树下，有一个窝棚，陈虎胜的爸爸就在那个窝棚看瓜。有时，他会把一块瓜掰开，让我们吃。薛秀民咧嘴笑着，说：“大爷，这是生产队的瓜，俺们不能吃。”老人说：“怕啥？大爷叫吃，你们就吃。”他说：“俺不。”离开窝棚时，薛秀民依旧憨厚地向老人笑。
高中毕业，我们都十七岁，一起去第九村挖河。那天，干了一天的活，累得臭死。
他说：“这儿离安陵近，宪华，想不想去看火车？”
我说：“想。”
他说：“咱走。”
我说：“要不要给他们说一声？”
他说：“不能，说了，就去不成了。”
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们两个，手拉着手，悄悄地走了。我们要跑十几里路，奔向安陵，去看火车呀。我们不识路，只是向着有火车叫的方向走，穿过一个个坟场，越过一片片野地，跨过一道道深沟，飞过一座座小桥，走过一条条小道，也不知道，被地里的土坷垃绊倒了多少回，也不知道，被坟场里突然惊跑起来的野兔子，吓哭了多少回，哭过后，他还是笑。也不知道，两个人拥抱着，相互鼓励了多少回，总算来到铁道边。我们狂喜，兴奋，搂着抱着，大声地笑着，可是等了很长时间，却没有看到火车。路上能听到火车的声音，来到这里，却见不到火车了，只是很遗憾地摸了摸那道铁轨，又回去了。尽管没看到火车，他还是很满足，还是一脸的笑。他说：今天没白来，知道火车是在道轨上跑的，知道火车道轨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我们一同奋斗，一同拼搏，一同在路上，走过了几乎相同的风景，相同的人生。他吃的苦，受的累，比我大很多。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从来不抱怨什么，始终是笑着的。到最后，他却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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