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却离开这所学校了。一个在乡下吃过很多苦，走了许多弯路的人，突然进了城，一下子成了这个比乡下好上百倍的，光亮的，耀眼的，处处生辉的大地方的一员，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可是我骑着车子，离开这所学校，走向县城的时候，望着学校一排排的红砖房，望着我住过的那间宿舍，望着宿舍前的菜园，还有我曾坐在那儿读书的小石桌，望着学校前的小路上两排高大的白扬，竟然捂着鼻子哭了。亲爱的代庄中学，给过我无限的荣誉，让我无限热爱和眷恋，也让我伤感过的学校啊，再见了，再见了。
一进教育志办公室，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县教育志的主编，竟然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
他，胖胖的身子，常把那张编织座的竹椅子，弄得吱啦啦地响。圆圆的满是绉纹的脸，一头有些散乱的白发，又大又宽的老花镜，罩住了半个脸。这幅老花镜，只是他看书和出门时，才用的。不看书不出门，就放在桌上。可是他坐在办公室里时，很少看到这老花镜是放在桌上的。特别有趣的是，读书或者写稿子时，他和人说话，眼睛里那道光线，是从老花镜上边的缝隙里透出来的。这个时候，他的老花镜里边的眼睛，极像老猫捉老鼠时，那双锋利的眼睛。
一见面，他就让我写《河北教育史志资料---董仲舒研究资料》的一篇文章。写好，我拿给他看。
看完，他这双眼睛，瞪得老大，就像两道寒气逼人的钢针，从眼镜的上边射出来，一直刺到我的眼里，又突然从眼睛里蹦出来，扎进我的心里，斥责道：“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观点全反了。引用的论据是有偏见的，错误的！”他那只苍老的长满黑斑的手，举起我的稿子，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
我吓得退了一步，低着头，说：“局长，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他更生气了，大叫道：“商量什么？！这几天，你给我老老实实地把那十几本有关董仲舒的古文书，全读完。要认真，要动脑，要分析，要研究。吃透了，再来写这篇稿子。”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珠子都快要从镜子里边掉出来了，胳膊又抡起来，双手张开，像个疯子似的把桌上的稿子扑拉到地上。
这时候，我刚进城，不适应环境的心理还是脆弱的。心理的脆弱更来自于生活的困窘。进城后，妻也从洚河流代庄中学调到县城景州镇中学任教了。我们在教育局大院后边，那排即将拆迁的一间房子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没住几天，拆房的就到了。不等我搬出来，他们就哗哗地揭瓦，那一张张的瓦揭下来，露出那层薄薄的土，还有一个个的洞。从这些洞里，不停地掉下许多尘土和柴草，掉了一床，掉了一地。有个人在房顶上大声地叫着：屋里的人，不怕死吗？快出来，掉下东西会砸着你！我急忙跑出来，到外面去租房。拿了房东的钥匙，进了一个小屋子。黑黑的屋子，没有多少光亮，屋顶、墙壁都挂满了灰尘，墙角旁被老鼠捣起的尘土，足有一尺厚。我找来一把笤帚，扫屋顶，清地面。笤帚一挥，屋顶上一层层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开怀地笑着，扑下来，盖我头，遮我脸，趴满我的身。一摊摊黑黑的灰尘，带着一个个尾巴的小炸弹，飞落下来，在我的头上炸开。它们说：变！我就变成了一副令人笑断肚肠的杰作。屋顶打扫干净了，地面打扫干净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床，便找我们村在县统计局上班的赵景城帮忙，才订了一张木板床。可惜我们再没有钱买一张书桌。只能委曲女儿在那个床边上写作业。我找来一个小木凳，女儿的小屁股坐在小凳上，身子趴在床边上，打开书和本，一笔一划，写起来。可能是凳子太矮，床太高，女儿太小吧，写作业，她的嘴巴贴在床沿上。女儿很乖，不说一句不舒服、不合适，更不提任何要求。屋里很冷，女儿有点打哆嗦，她紧紧抱着肩膀，站起来，蹦了一会儿，又坐在那儿默默地写，时而埋头思索，时而咬咬那支短短的铅笔，时而摇摆一下头上的小辫子，时而张开嘴，吹吹冻得有点红肿的小手。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土屋里，住了几天，我们就受不了。编办室的孟庆安校长说：你去镇中学吧，那里还有一间我自己盖的小伙房，没人住。我觉得应该能凑和。小屋是两个门，南边没有门，你借个一个，安上。我就找到局机关会计，借了一个旧门安上去。这是一个不能动的门，相当于一个窗户，上边能透亮，下边能当风。屋子太小了，十二三平的小屋，放上一张床，还有一点点活动的地方。小屋也太矮了。进门要低头，站在屋里的地下，头刚顶不到房顶，可是站到床上，就得弯腰撅屁股了。
这位老局长向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个简陋小屋里。心里本来就难受，这一挨批，就更难受了。我满脸委屈地流着泪，蹲下身子，把自己的稿子拣起来。
他叫刘月峰，原来是县广播局的老局长，高卜乡小刘庄村人，退休后患有糖尿病，经常大把大把地吃药，大碗大碗地喝水，因为喝水多，又一次次地跑厕所，去排尿。上班后还常爱吃零食。他说，我饿呀，饿得心慌，不吃点不行。这种情况，本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可他竟然接受了编写县教育志的任务，而且像年轻人一样工作。应该说，比年轻人还要勤奋，还要卖命。这实在叫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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