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接待室，曹志勤秘书陪我们聊了一会天，王任重同志就下来了。我和刘月峰，一边一个挨着王任重同志坐下来。王任重笑容可掬地让烟，他还给我递烟哩。很快就进入了正题，谈学习，谈宣传，谈工作，谈入党，谈学校那时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大概两个小时，完成了采访。
回到旅馆，刘月峰让我们核对了一下采访记录，说：“刘宪华，这个稿子，今天晚上，十点以前你必须给我写出来。”
我说：“刘局长，今天晚上我写出来就行，别十点以前了。”
他说：“不行。你就这么没有自信，就这样没有出息吗？”
我说：“时间充分一点，我写得好一点。”
他说：“不行。十点以前你必须把写好的稿子，完完整整，有质量有水平地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快晚上八点半了。我觉得这就像高考一样，有些紧张起来，心咚咚地跳。我知道，不能按他的要求完成任务，我就会在他的眼里成为一个不合格的兵。我绝不能让他瞧不起，绝不能让他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兵。我必须在十点前，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没有顾得喝口水，就坐在沙发上，趴在一个凳子上，埋头写起来。
写好了，看下手表。九点五十八分。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就把稿子交给他说：“刘局长，写好了。你看表，刚不到十点。”
他还没有睡，趴在床上，瞅着自己的笔记本。大概他在琢磨着，这个稿子应该怎样写才好。拿过我写好的稿子，他笑了：“还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刺毛的兵。”
他抓过我的稿子，抽着烟，握着笔，眯着眼，笑嘻嘻的，一边改一边念叨着：“好，好。”
我就躺下睡了，大概零点，突然醒了，看到刘月峰还趴在那儿，不错眼珠地瞅着我写的那篇稿子。
后来，他就是因为这样过度劳累过早地去世了。
跟着这样的老同志工作，我不敢有一点马虎和懈怠。所以，我白天编写教育志，只能晚上不回家，在局机关不停地学习函授大学本科的功课，听教授的讲课录音。
超负荷的工作学习，可能是太累了，中午从来不休息的我，这个中午竟然午休了，睡得又是那么香。
大概下午一点多，有人敲门。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这人喊我的名字：“刘老师，宪华，宪华。我是路国珍。”
路国珍是我们洚河流宋屯村人，上高中的时候，比我高一个年级。那时她就是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开学生会时，常看到她在主席台上发言，慷慨陈词，昂起英俊的脸，甩动着黑黑的小辫子，挥动着那双有力的手。毕业后，她成为一名教师，任过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现在她是洚河流代庄中学初中三年级的一名优秀的政治教师。我在代庄中学任教时，她经常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讲一段新闻，说一段往事，拉一段家常。那张微笑的，生动的，亲切的脸，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一听是路国珍老师来找我，太兴奋了，我猛地坐起来，跳下床，几步就跑到门前，开开门，看着路老师那张微笑的脸，说：“路老师，你怎么来了？”
一句话说完，一阵头昏，天旋了，地转了。我扶着办公室的门，慢慢地倒在地下。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了。
看到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薛永春校长和路国珍老师，蹲在身边，静静地守着我，我想站起来。
薛永春校长摁着我：“不要动。”
薛永春校长是和我住在一个屋里的。他是多年的中学校长，广川薛村人，在全县教育干部中，是屈指可数的高职教师。平时他喜欢写东西，也喜欢看书。他和我一起上街，总要买几本书。我问他：“你买这么多的书做什么？”他说：“看着玩。看书，能让人心情愉悦，对养生有好处。”他是我的同事，也是尊敬的长者，更算得上我的老师。这个时候，我不仅编写县教育志，还要全面负责县志教育部分的编写。当然，还要写一些董仲舒研究的一些东西。写县志这一块，得弄清老县志教育的有关内容，这都是古文，写董仲舒研究的东西，要查大量的古书。所以要读很多的古文。对这些古文有不甚明了的地方，我就问薛校长。他张口就能说出来。非常了不起。原先，他和刘月峰等几个老同志，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只是晚上和我一个屋里休息。因为他有个毛病，爱吐痰，他们闲他脏，就把他赶到我屋里办公了。他的痰还经常一口连一口地吐。我就从外面，收来炉灰，撒在地上。他吐了，我就用灰给他盖起来。等到屋子吐满了，也盖满了，我就把屋子打扫干净。可是，屋子很快又会被他弄脏。晚上睡觉，他还有个毛病，爱打呼噜。呼噜打得震天动地。这呼噜叫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去摇他的床。他醒来，说：地震了吗？但很快就意识到，是我搞的鬼，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我就沉机睡着了。等我睡着了，他再把呼噜打下天爷奶奶来，我也听不到了。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想想这痰这呼噜，还是很可爱的。
躺了一小会儿，薛校长扶我慢慢坐起，慢慢站起。
“没有事了吧。”薛校长说。
我笑了笑说：“没事，没有事的。我知道，这是休克。第二次高考的时候，我就休克过。休克没有什么的，休息下就好了。”
路国珍老师说:“以后少看书，注意身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呀！”
也可能是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感动了上苍。教育志没有写完，我就被调到局机关办公室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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