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季，初中毕业的我，在家正干农活，那天，村里有人告诉我说，公社里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征兵，我听到后，心里兴奋极了，当即就要去报名，因为在我心里，一直有着浓厚的军人情结。
但母亲不同意，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儿子，他担心万一赶上战争。我明白母亲的担忧，于是就想尽一切办法，最终终于成功说服了母亲。
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最终和安徽萧县皇藏区的50名新兵，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一起走进了绿色的军营。
三个月的新兵连集训之后，大家都分到了各自的连队。我算是特别幸运的人，被分到团部警卫排，然后进了司令部的“小车班”，成了一名让战友们刮目相看的汽车司机。
凡是当过兵的都知道，和平年代，除了每年两次外出野营训练外，平时都是待在营房里进行小型的单项军事训练。而对于我们汽车驾驶员来讲，基本上无需参与他们的摸爬滚打式的单项训练。
那时，我作为汽车兵，大部分时间也就是，把车子开到操场上，擦拭擦拭，爬上爬下地对车子的零部件检查检查，个把小时的功夫，就又把车子开进了车库万事大吉了。
所以，我便有了学习的机会。团里的收发室离小车班很近，几乎抬脚就到。于是，我每天都往收发室跑，除了盼家里亲人来信外，还要翻阅当天新来的报纸杂志，收发员也不嫌弃，任由我从一叠叠报刊中抽出翻看。
本来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对作文情有独钟，如今每天翻看新到的报刊，读了副刊上的文学作品，写作的欲望便悄然萌生，私下里偷偷地写起文章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军内外的报纸，新闻、小言论、散文和小说，陆陆续续见了报，赢得了首长和战友们的一片赞扬声。
1970年秋天的某日，团组织股干事和管理股协理员找我谈话，说经团党委会研究，让我到下属迫击炮营营部任“代理书记”。
营部书记是排级干部，因为部队有规定，不能从战士中直接提拔干部，必须从班长这个职务上才能提干，所以才在我的调令上，在“代理书记"后面的括号里，加注了“班长”的字样。
去迫击炮营营部之前，所走的程序，完全是按照提干常规办理的。即去医院体检，在食堂做了一桌丰盛的欢送宴。
谁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很快发生了逆转。
我到营部才两个多月时，团宣传股通知我去12军军部的所在地合肥，参加军文化处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本来说为期一个月的，可是种种原因，拖至将近一年才回来。
没回来之前，就听说我所在的那个营部书记岗位，已经又配了新书记，原因是那个书记岗位属于“总管”，离不开人，而我在军里学习，又不能向上级机关中途把我要回来。
于是，回来后的我，就被团首长乔政委安排我到了苏北杨庄军垦农场体验生活，让我专职体验生活和写作。
农场有个场部，有一溜平房作为招待所，以便接待前往农场检查指导工作的首长和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士住宿。
白天时，我收集素材，晚上便在招待所挑灯夜战整理资料，看看书报和写作。有时还要陪同接待一些军内外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他们把稿件写好后，发出去的时候，还都把我的名字署在记者名字的前面。
那几年，我的新闻稿件，时常发表在《新华日报》、《解放军报》和南京军区的《人民前线》报纸显要位置上。
就这样，我在那个农场干到退伍。这期间，除了单独写了一些新闻报道在军内外报纸刊登以外，还写了几篇文学作品发表。
据说，当时，我虽然迫击炮营的营部回不去了，但是团里还是准备给我提干的。谁知紧接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部队所有的提干工作，一律停止，不仅不提，还要削减一批干部转业到地方。
后来，提干工作开始“解冻”，但部队却明确规定：1969年以前入伍的兵，不再提拔，而我正好被卡在了杠杠上，由此，从军六年的我，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摘下了领章帽徽，退伍回家了。
在部队，虽然提干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回到地方后，丝毫没有气绥过，把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作风，带到了我所工作的煤矿，刻苦好学，严于律己，从普通工人到转为国家干部，从一般干部到副科长、科长、副处，还出版了几本书，加入了省作协，成为一名作家。
一路走来，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稳妥很踏实。当下，我享受着退休之后的晚年生活，仍坚持学习和写作，日子过得有趣、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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