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许多时候，都是他故意在找我的麻烦。动不动就当众人的面，教训我这个做得不当那个做的不妥，以撇清我和他与众不同的老交情关系。
倒是朱小宝科长和其他在厂任职的股东们，对我有时好端端的，就被被林正志当成出气筒而经常帮我说几句好话，显得我值得他们同情。
事实上，我也清楚林正志对我的“教训”，是为了防止年轻冲动的我，会在某一日觉得自己“功高盖主”而不再听从于他，站上其他股东的阵容。
但是，我能在许诺与工资一样苍白的熟人老板厂子里，坚守三年之久的表现，又让他自信自己不会看错我。所以，每一次与我争执之后，最先服输认错的，都会是他。
这点，我非常敬佩他。换作我，我是做不到的。
作为董事长，在一个班长面前，错也错得理所当然，用不着道歉。但他总会找机会跟我解释说：如果他不直接教训我，我就没机会解释得清被其他人冤枉的可能。
好像他是我的家长，能管着我，能教训我，全是为了我好。
虽然我当时想不通，他为什么要为了我好而误会我，听进每个企业都不缺的小人的挑唆。但他那样做，确实带给我非常多的，除他之外的表扬和赞赏。
用良心话说，他其实是在刻意栽培我成为他可托付的生产管理人。
我得感谢他多年的栽培，唯他的指令，绝对服从。
基于我有着全鼎盛公认的“老林影子”的身份，以及长年在车间一线工作的扎实功底，水到渠成，到鼎盛搬迁需要分派适合人选时，除了不太熟悉我的总经理盛定海外，其他的股东倒都指望我这个老实人能去顶山，帮他们看着点即将脱笼而远离他们约束的总经理。
于是，我这个依旧身无分文的“末代万元户”，一为报答林正志，二为自己能实现家人对我多年的期望，三为自己还未丧失的一些梦想，欣然接受作为“主任”的身份，被派往顶山，继续为老板们卖命赚钱。
至于那个我等来了新世纪，也没等到他来“东山再起”的熟人老板，估计再也没有机会找我要个说法了。
我将要与他、以及他那些变卖了他资产的亲戚，从此就像是成了阴阳两相隔、茫茫无见期的两个世界里的人了。
2000年，千禧龙年。
我躺在脚臭味混合着说话口气中带有浓烈白酒味的、空气浑浊到几乎让我窒息的卧铺客车上，踏上了刚开始神往的顶山。
然而，我寄予厚望的顶山，在2000年后的那几年里，我经常要绞尽脑汁地想，想着该怎样去跟那些关心我、惦记着我生活状况的朋友坦白呢？
我长途跋涉，踌躇满志要混出个名堂来的顶山，居然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当还在鹿城老家的朋友们，第一反应就是带着嗔怪的口气来责问我“干嘛非要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讨生活”时，我就知道，所谓鸟不拉屎的地方，在他们的脑里、眼里和心里，不是个蛮荒偏僻的贫困之地，就是个空气质量在灰色工业下的严重污染之地。
事实上，他们都带着有色眼镜看地方，有点偏见了。
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头，除了密集的住宅和商铺，我们在高度繁华的都市上空，同样看不到自由自自在飞翔的鸟类。
相反，在经济严重匮乏的穷乡僻壤，就像我那穷的一塌糊涂的出生地，穷得只剩下青山绿水和绝对新鲜空气的山里，反倒有着大批的候鸟经常出现。
有过分一点的屌丝鸟，干脆常年栖息盘踞在屋前房后，咕咕嘎嘎、唧唧喳喳的，一天到晚吵得烦人。
人们对于他人的期盼和厚望，有时候会自相矛盾到非常奇怪的程度。
某些明明是自己一辈子都肯定做不到的事情，以及某个明明是自己一生也实现不了的理想或夙愿，都要冠冕堂皇地施加到子孙头上，或寄望于旁人身上。
一听说顶山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那些可爱的朋友们和可敬的亲人们，就都对我起了夹带着惋惜的怜悯之心，一致提议并劝诫我说：“墨局，你应该去北上广，到大城市里去，最低限度也应该在自己的鹿城混出些名堂。你注定应该就是那个混得出人样的人，不应该到鸟不拉屎那种地方去，荒废大好青春。不然，你就对不起你家族的姓氏和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
一提及我的名字，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一股热血涌上喉口，想吐。
我叫墨局，局长的局。
我大哥叫墨省，省长的省。我二哥叫墨厅，厅长的厅。我排行老三，四弟自然就是“科长”级的墨科。
不明就里的外族人一听，总吓得不轻，这一家子的“官”呐！
他们不知道的是，往我祖上三代，甚至十八代，可能都跟各省份的省长、厅长、局长和科长级别的家族，沾不上半毛钱关系。
最难以启齿的是我那个老幺弟弟，居然被叫成了墨总。
我真心佩服我那大字不识半斗的老爹，他能在七十年代末期，就预测到了进入新世纪后的流行叫法，只要是个人都可能是个某总，可谓前卫意识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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