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稀罕被人工呼吸，哪怕是美到让我窒息的美女，真的。
在化工厂里干活，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去稀罕，也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机会，搞不好就会丢掉我小命一条。
我深谙作为一个化工产品的生产操作工，面对的，都只是人家设定好了的一个操作过程。化学品自身属性和内在反应的危险系数，我们其实都不那么精通，也不是那么好控制。
所以，在车间里，我们都得保持警惕，保持清醒，保持脑子灵活，不能利令智昏，为了一次不知会是谁、也感觉不到味道的人工呼吸，情愿去中毒晕厥。这是明摆着的作死。
我活了二十八九年，也就晕过那么一次，还是香港回归的大好日子惹的祸。
本来，香港主权移交这等国家大事，哪关得到我这等小百姓的事。但就是奇怪啊，我们这些毫不起眼的打工者，在上个世纪末，都有着新世纪里所无法理解的爱国热情。
1997年7月1日那天，老家的城市，从街头到巷尾，统一张灯结彩，礼炮齐鸣。老家的乡下，也是披红戴绿，舞龙舞狮，载歌载舞。
全市上下，老老少少，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奔走相告，在额手相庆，在欢天喜地的迎接着香港的归来，比1945年小日本投降那天还要喜庆。
老厂鼎盛大门的上空，飘挂着“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的大红布匹。大门两边的围墙上，插满了五星红旗和各色彩旗，比迎接中央首长莅临地方巡查指导工作还要隆重。
迎面而来的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喜不自禁的笑意，好像一大清早的，就中了香港的六合彩、发了横财一样，人人心花怒放。
特别是我们这群没有承受过战争之苦，但对中华史上的诸多‘国耻’，仍抱有强烈的要报仇雪耻欲念的七零后，对香港的回归，寄予着厚重的期盼。
期盼能洗刷掉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民族耻辱感，能给我们带来国强民富的新生活。那种得偿所愿般的狂热情绪，比得到任何个人先进奖都要强烈。
整个上午，我们班的男男女女，都在谈论着回归的话题，还有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说是祖籍浙江舟山的，很给我们隔壁的鹿城人争脸等等，说的比自家有大喜还要闹热。
有个好吃的班员跟我说中午食堂加菜，有好吃的大块红烧肉，趁热，咱车间人员要早点去，免得被科室那伙人给抢光了。我一高兴，就让所有的班组成员都先去吃午饭，留自己一个在车间打转。
结果呢，车间里所有反应散发出来的有毒有害气体，都被我一人吸进了心肺。
我转着转着就把自己转的头晕眼花，感觉天地都跟着在转，怕是要出事了。
凭借着最后一点清醒，我坚挺着走到楼梯口时，就一阵昏厥，失去知觉，顺着楼梯从二楼滚到了一楼。
好在班上有位资深的主操作师傅罗萍，她知道这个时间段车间只留一个人是极度危险的事。她只花了十分钟的样子就扒完饭回了车间，发现及时，才救了我一条小命，也保全了车间的生产安全。之后，我把厂里班里的先进、积极等荣誉和奖金都给了她，以表她对我的救命之恩。
因为那次晕厥的时间不长，我被人抬出车间后，放到大门口，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被掐了一次人中，一吃痛，立马清醒过来，活蹦乱跳的，谁多没机会与我嘴对嘴的做人工呼吸。
但从此以后，我有天大的能耐和胆量，都不敢冒冒失失的把自己一个人留在车间里，也不许别人独自留置。
而在顶山这次昏睡，是因为我看着试产已经彻底结束，所有的危险也都完全排除，就想躲着不受干扰地歇一会。不料，却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到处找人的困扰。
在化工厂的生产车间里找不到人，那是种能骇人到揪心扯肺的恐怖，比在约好的地方和约好的时间内却等不到赴约的人，还要惶恐不安，还要提心吊胆。
我拦住静静，并向众人抱拳致歉说了声“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朱小宝也拦住静静说：“静静，你等会，听我说完。为了庆祝这次试产顺利结束，哦，不，虽然不是很顺利，但也没发生什么大损失，好歹也是结束了，我晚上请你们出去放松放松怎么样？你看小朱叔叔对你够好不？”
“切，你又不是专请我们两个，还不是顺带？多个人多双筷子而已。”静静挽着木子李不放。
朱小宝就冲我眨眼：“不仅多双筷子呢，还有酒杯，是吧，小墨？”
我点头说是，建议把所有从老厂带来的人都请去。
跟底层员工一起吃吃喝喝方面，一般来说，不很过分的话，朱小宝比盛定海要豪爽的多，这点，大家都是公认的。
朱小宝拍着他滚圆的肚皮说：“那当然，全请去吃饭，但不全请去玩。我打算把药厂食堂的驼子带去玩玩。”
木子李问：“谁是驼子？”
“你累懵了吧，到现在还不知道驼子是谁？不就是那位被你叫做侏儒师傅的朱大侠吗，咱朱总的同姓大哥。”我说：“那把华清姐也叫去吧，这阶段她也挺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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