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厌恶女人，可是为了得到男性的认可，他又不得不在女人身上打主意。这是陈建明的矛盾性，也是他的可悲之处。
陈建明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他不敢反抗势力强大的赵家地主，却总是欺负比他体力更弱的尼姑！
林子苏在日记中还联想到了周瑁远——
和陈建明相比，周瑁远显然是一个成功者，他不仅获得男性集团的尊重和认可，但同时他也是这个男性集团的话语者之一。
他在无形中制定和影响着规则，那些曾经臣服于他皮鞭之下的女人，就是彰显了他的男人性力和权力，让他得以快意享受至尊无上的支配权和控制权。
日记中也写到了自己的父亲——
他和周瑁远无甚差别，只是角色不同而已，他是父亲，一个真正的父权体制下的执鞭者和支配者，任意挥霍着父亲权力，对妻儿宣泄着他最为隐秘又根深蒂固的厌女情结。
所以，实质上，周瑁远、父亲比陈建明更是一个赤裸裸的厌女症文化下的既得利益者，只不过他们二人是男性集团的成功者，而陈建明是个失败者。
那么，陈建明和其他男人对女人的仇视和厌恶，何尝不是男性集团内部矛盾的外化和转移？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男性都具有支配和控制的能力和实力。
周瑁远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没有能力，却想控制，就是灾难！
这个灾难不只是对女性，对他个人而言也是灾难。
陈建明的无能和软弱，何尝不是被“厌女”文化所反噬和支配？
他认为自己是男性，天然应该拥有支配掌控女人的权力，但他自己也被深深套牢和支配。
而这些失败的男人不仅不自知，更甚者还引以为傲，继续在女人面前强装他们的男人自尊，可悲又可怜！
多少婚姻的悲剧，不就是因为争夺支配权而导致的吗？
而传统的所谓“幸福”婚姻，也是建立在女人的“三从四德”，给予男人绝对的支配权和优越性，以求得男人的庇护和包养，而这不就是厌女症最为恶劣的呈现方式吗？
所以，妈妈就是这个文化体制下的牺牲品。何止是妈妈？我何尝又不是？
从小耳濡目染，被厌女症文化教化，甘愿做一个下位者、服从者和被支配者，成为厌女文化的一部分，而自己身边的人几乎无一幸免。
以男性的视线审视凝视自己，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男性集团的教义和规则，思考着如何依附男人，如何符合男人的审美情趣！
从小被要求温柔，要像个女人，要生孩子，要会做家务，要美貌，要身材，要知书达理，如有越矩，就会被男人嫌弃，进而会自我厌恶和怀疑。
甚至还会厌恶自己的同类，一直以来，自己对俞琳徽、赵恬妞、杨玫这些女人的厌恶，何尝不是自己厌女情结的一种内化和默认？
它就像一张天罗地网，所有被网在下面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无一不被影响和反噬。
所以，女权主义根本不是批判男性，它是为了消除“厌女症”，让别人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人对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的符号和标签。
男女皆为人，人人皆当平等，男女权利和义务不该被区别，应该一视同仁，追求每一个人的人权都得到公平公正对待，这才是女权主义和平等自由的真正要义。
女权主义者们，既是助人醒悟，也是助己醒悟！
这一大反思和发现，令林子苏三观碎裂，灵魂震荡。
她越深思，越感到后背发凉，越自省，越感到茫然！
当我们都习惯了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着那个“巨石”上山，却从未质疑过这个“巨石”存在的合法性，和将“巨石”推上山顶这件事的合理性。
所有人都只是盲目麻木地推石头，已经习惯了这个动作，那也几乎成了所有西西弗斯上山的意义。
可是，现在要放下这个“巨石”，又担心会被滚下的“巨石”无情碾压。
就算没有被碾压，可没有了巨石，也就失去了上山的意义感。
那种突然笼罩下来的空洞和茫然，比从前无意义地空洞麻木地推巨石上山还要恐怖！
《厌女》一书在林子苏的心中造成了巨大的波荡，只是这一束光亮很快消散在忙碌的课业和学习中，无暇再对自己做深度的剖析和反省。
转眼就来到五月底，班级组织了一次团建，去的地方竟是沙宁岛。
周瑁远曾两次带林子苏乘私人游艇来这里游玩过，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有二人的留影和甜蜜回忆。
岛上有一座山，就是二人攀爬过的沙咀山，是新港的第一山。
林子苏内心欣喜若狂，看着熟悉风景，暗中偷偷回忆着和周瑁远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有时不自禁地露出傻笑却不自知，还是赵思雅问她，她才知道自己走神了。
团建莫非爬山、party、沙滩阳光浴，他们入住在岛上唯一一所五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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