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要求，无论陈母生几个孩子，都要随母姓陈，直到三代以后，才能允许后代改回陈父的姓氏。
第二个，就是陈家会专门隔出来一个小院，供他们入住，隔壁就是陈家的老宅子，方便陈母回家探望。
这么多年来，陈父也一直遵守着和岳父岳母的约定，甚至两位老人故去后，他们还是住在以前的房子里。
秘书回复得很快：“陈姐，这个人的所有信息都被人刻意隐藏了，只剩下她小时候的一部分资料。”
秘书能查到的资料是曲蕙巧上小学时，曾经拿过省级书法大赛的一等奖和舞蹈比赛的奖项。
陈佩雯越发确定，曲蕙巧的家世不一般。
别说是曲蕙巧比她还大二十岁，是他们上一辈的人，纵使是陈佩雯小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培养兴趣爱好的？
那个年代的小孩能读书上学，已经算是家境不错的了，即便从小学习书法或是舞蹈，那都是以后打算靠这门技术吃饭的，又有多少人舍得烧钱让孩子学两门根本用不到的课程呢？
而且，在这些资料中，陈佩雯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医生被称为港城外科圣手，光是有钱可是请不到他的。
怪不得袁父离家出走后，无人能查到他的下落，也怪不得他会有那张VIP的银行卡。
若是他和曲蕙巧去了国外，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
不过，他现在连一百五十万的债务都还不起，想必是他和曲蕙巧已经分开了，又或者曲蕙巧因病去世，袁父自然也吃不到软饭了。
陈佩雯看着手机里的名单，她脑内忽然灵光一现。
对了，她可以打电话问问曲蕙巧的同事啊！
虽然她不知道哪些人和曲蕙巧关系亲密，但她知道曲蕙巧的工作时间，只要找到那些1979-1980年在新河杂志社工作的人，他们说不定就知道曲蕙巧的身份。
尤其是当年款待她的玫姐，应该就是曲蕙巧的上司。
她赶忙将名单又筛选了一遍，有三十多个人一直在新河杂志社工作了几十年，后来也登记了他们的手机号。
其中，就包括一位叫做“杨雪玫”的女士。
“阿翔，我们打给这些人留了手机号的人，说不定他们知道些什么！”陈佩雯提议道。
楚遥听后，颔首道：“也可以。”
这些人大多是2000年后逐渐登记的手机号，但十几年过去了，肯定有很多人都换了手机号。
但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两个人分工合作，将手机号分成了两份。
陈佩雯一连打过去好几个，要么就是空号，要么就是无人接听。
想来也是，1980年就开始工作的人，最年轻的也是1960年左右出生的人了。
到了2017年，这些人大多都六十岁了，像玫姐这种资历老的，甚至都快八十岁了。
陈佩雯好不容易打通一个，她刚问了一句，“是不是在新河杂志社工作的唐先生”，对面就非常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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