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上次离开杭州时，对于执政院与大议会的框架还没有最终商定。但是他深信历经流求发展的磨练经验，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了时间与实践。
而且，他更信任有吕惠卿的坐镇！
从一开始起，秦刚就明白东南集团的复杂性。当初因为机缘巧合，让三个各有区别的团体因为共同反对中央朝廷，而拥抱在一起。
正常情况下，新成立后的集团内部分歧不会太大，更由于外部的压力会相当团结。
禁不住秦刚的步伐太快，才两年不到的时间，就已经灭了两个百年大国，整个集团扩成了东南八路外加西北一路。
而关键的问题与矛盾出在了西北的宁夏路。当初收象林路时，一是在南方，二是与广南西路接壤，大家的分歧不大。
但是眼下的宁夏路实在是地广人稀，又远悬西北，就算是更近的京城，也有人建议对这一地域，不宜直管，而是借鉴陇西那样，先建都护府，借助蕃部力量进行羁縻管控。等到民风慢慢驯化之后，再进行改土归流。
这样的观点，在杭州这里的中原派官员中更加流行。他们还指出：西夏之地已脱离中原统治超过百年，羁縻管控对杭州来说等于失控，但是进行直管，势必要花费大量钱财进行扶持补贴，这样的负担，再加上不可忽略的距离，成本高得不可想像。
但这样的观点并不能得到流求派认可。在流求开发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一整套的治理土着经验，面对土着或当地人的反抗心理，花费巨额军费防范镇压并不明智，不如传授给他们先进的技术，引导他们感受到汉人更好的文明生活。只需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流求土着的对抗问题便不复存在，反而他们还会成为最忠实的拥护力量。
“扶持宁夏的钱财再多，难道还高得过以往百万西军的军费吗？”宫十二很能领悟秦刚的战略思想，而且，由于左丞吕惠卿病重，执政院的主要事务均由他代理，不须秦刚指示就开始全力支持并筹备对于宁夏路的支持准备工作。
流求官员人数不多，但好在占据了执政院与军事院的关键位置，又都对于秦刚的指令高度服从，所以各路的中原派官员，即使心中怀有异议，此时也是觉得孤掌难鸣。
谁也不曾想到，同样源自流求而建立起来的东南大议会中，突然一支异军突起，提出了反对宁夏路的意见。领头之人，便就是大议员、太子中舍人黄祎。
黄祎的观点另辟蹊径，他没有卷入对于西北治理政策的利弊分析，而是直击太子府的法理基础。因为东南自立的根基在于，朝廷及皇帝赵佶认可了太子的皇储身份，那么太子便就是小君，具有了东南各路官员对其忠诚的基础法理。
即使南北之间发生过那场大战，只要有太子的大旗在，有哲宗皇帝的遗诏在，那就是皇宋赵家人自己的内部争执，打残了也不过是自家人之间的矛盾。
秦刚留在东南时，尽管他身为八路执政，又是太子少师、开国侯，与元符皇后姊弟相称，与太子有师生之谊。但是终究太子是君，他是臣，君臣大义不可逾越。
黄祎抓住的就是这一点，他并没有指责秦刚，而是指出，要防备来自京城朝廷里的险恶用心：他们想要制造东南这里的君臣对立，破坏东南各路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而最初调秦刚去西北的诏令就是阴谋的开始。
黄祎认为：西北是一个大而无益的地方，至少对于东南而言，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宜接手的事情。如果秦刚过去没能打赢这场宋夏战争，自然会被京城的那帮人甩锅耻笑；但即使如今天成功收复了故土，面临着的麻烦却更大了。
新设立的宁夏路治府在关外兴庆府，太子府的根基却在江南杭州，中间相隔万里，而且中间还隔着颇有敌意的中原腹地。怎么管理？怎么扶持？怎么关联发展？
“难道你是在质疑秦侯收复西北汉唐故土的决策吗？”，其他议员问黄祎，自秦刚辞去东南执政之后，大家便就以其开国侯的爵位相称。
“秦侯教导我们要独立思考！设立大议会也正是为听到不同的声音。质疑是每个议员的基本能力，就如阁下现在质疑我一样！”黄祎镇定自若地回答道，“世事皆有立场，立场不同，结论不一。西北如果选了议员，自然觉得回归中原是幸事。但我是东南议员，自然会站在东南人的立场上，本能地觉得开发管理宁夏路的极大不妥！”
议会与其他三院不同，议员中除了官员、将领之外，商人的比例很大。而且东南的海商比例更多，他们于西北地区的通商需求不多、动力不够，自然更支持黄祎的观点。更何况，大家都听说，西北那里打打了上百年的仗，穷得一塌糊涂。要想重建那里，至少有二十年别指望能收到什么赋税，反过来还要大把大把的银钱投下去。真要是太子府接了下来，多花的钱肯定出自于他们的身上啊！
“西北也仿照东南这样自治呢？”也有议员提出这样的观点，“而且这些大战，陕西诸多帅守与咱们秦侯合作甚好，宁夏又那么大，至少可以拆成两三路。秦侯手段高明，流求那么一个海外之岛都能变成如今的富庶宝岛，也许给个几年，宁夏路便可成为塞上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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