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和继父都不识字，所以，我还没上学，就开始给我大妹起名字。后来包括我弟和我小妹的名字都是我起的。继父除了上班，就是睡觉，因为他常常要上夜班，家里的生活和对孩子的教育都是我妈管着。母亲对我们的学习很少过问，但对我们如何做人，她却是非常地看重。只要我们做错了事，她除了要骂我们，有时还会抄起竹棍或扫把来打我们。就连我哥都上了初中，我妈照样会拉着他就打。打完还要再骂上半天，有时还要哭着对我们说，“你爸爸不在了，我把你们拉扯大，多不容易，你们怎么这样不争气。”
母亲对我们的管教很严，特别是对我们的进步和表现非常关注。我上高一那年，学校开始发展团员。我家邻居的一位姐姐在学校很优秀，被学校团支部吸收入团。妈妈就问我怎么没有入团。第一批入团的人都是学校最优秀的人，而且都是高二年级的学生，咋会轮到我，而且，我连申请书都没写。可是，当时我没把话说清楚，而是随便说了句，入团还要缴团费呢。我妈就问要缴多少团费。我说每月五分钱。我妈当即就把我训了一顿，骂我没出息，还说如果我入了团，别说一月缴五分钱，就是缴五元钱，她也高兴。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老师。没过半年，我被学校第二批吸收入团了。那时学校里入团的人很少，总共才只有四五个人。后来，我听我妈说，因为我入团，在家属区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家属都不服气，说老边家的二儿子看起来不吭不哈的，怎么都入上团了。还说谁家的儿子比我能得多，都还没入上团呢。我说那家的儿子学习成绩就不如我，而且，我参加县里乒乓球比赛打了第二名，他咋能跟我比。听着这话，我妈就显得非常高兴，觉得我有出息。也许是母亲对我们的上进要求很严，所以，我哥我姐和我在工作之后，都很快就入了党。我哥在二十四岁就当上了粮店的主任。我姐后来上了卫校，是工程处医院里最好的护士长。我后来也上了大学，在学校当了书记。
母亲不但要求我们上进，也会经常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我姐初一没上完就去工程处上班了。在工程处的工地上劳动是很辛苦的，要抬水泥板，砸石子，挖土方。可我姐年龄小，干活有时就吃不消。别人家的孩子有办法的都从工程队调到了别的岗位上，可我继父太老实，万事不求人。我妈没办法，就把我们几个孩子撇在家里，一人坐着火车从湖南去了安徽绩溪，找到工程处的人事主任，说继父是工程处里参加革命最早的人，还是残废军人，单位应该给予照顾。人事主任都是熟人，经我妈这样一说，第二天就把我姐从工地调到了继父的材料厂。
在我们的印象中，我们手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的零花钱。就连我哥我姐和我上学都是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平常除了有吃有穿，我们从来不对母亲提任何要求。可是，上初二时，我迷上了打乒乓球。打球要有球拍。我的球拍是用弹子跟别人换的有一层胶皮的拍子，没有海棉。那时乒乓球技术已经开始朝弧圈球的打法发展，我想学拉弧圈。可拉弧圈球就要用那种有海棉的反胶球拍。于是，我就给妈妈说我想要一只盾牌的反胶球拍。这种球拍很贵，要三元钱，而且我们汨罗小县城没有卖的，要到长沙才能买到。本来，我想妈妈不会花这多钱给我买球拍，因为家里除了日常的吃穿，母亲不会随便多花一分钱。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竟然坐火车去了长沙，给我把球拍买了回来。这事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我现在经常参加区里或是市里的比赛，也经常拿名次，这和母亲那时能给我买那种球拍也是很有关系。
母亲没有文化，但对我们学习非常重视。每次回家，我都要看看书或写些东西。只要我在学习，母亲就不让别人打扰。今年过年我回去了一个多月，还把笔记本电脑带了回去，抽空写点东西，只要是我在写东西，母亲就不让任何人打扰我。有时，母亲想跟我说话，可见我正在写东西，就一直要等到我吃饭时再跟我说话。每等我写上一两个小时，母亲就提醒我说该吃苹果了。母亲上个月做白内障手术，我问母亲需不需要我回去。可母亲知道我已跟网站签了约，每天都要写两千字的作品，她就让我小妹从贵州回去了。这个月她又要做另一只眼睛的手术，又让我姐从安徽回去了，还再三嘱咐我不要太劳累，别把身体搞坏了。
现在我们大了，母亲老了，应该省心了。可是，她还是喜欢为我们操心。她记得我们每个孩子喜欢吃什么，也知道我们每家还有哪些为难的事。只要她能搭手帮忙的，她都不会闲着。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很少吃肉，有一次，家里买了猪肉，我吃了一块，刚吃到喉咙里，觉得很腻，就一下子呕吐出来，从那以后，我一闻到猪肉，就犯恶心。所以，从我开始下农村起，我每次回到家，母亲就给我杀鸡或买鱼。后来到西安工作后，每年我回家过年，我妈就要熏上好些鱼，好让我回来吃，走时，还要让我带走一些。我妈知道我爱吃苹果，一听说我要回家，就要买上一箱苹果放着，等着让我回来吃。看着我们吃着她做的或买的东西，她就很高兴，好象这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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