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来了，孙承贵究竟是如何做到如此精准地知晓在经过严格公正程序所密封起来的众多牛皮纸信封当中，哪一个才藏有那价值连城的“宝马纸条”呢？
原来啊，尽管这些中奖信封表面上确实是在公证处人员的严密监督之下完成了密封操作，但实际负责后续保管工作的人却恰恰是孙承贵背后那位神通广大的老板杨永明。
而这位老谋深算的杨永明则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便利，想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粗暴但又行之有效的办法：他直接搬来一只功率高达 100 瓦的强力灯泡，对着那一叠叠密封完好的信封逐个照射过去。
由于纸张的透光性差异以及纸条本身的厚度等因素影响，杨永明轻而易举地就能一眼分辨出到底哪一个信封里头藏匿着写有“宝马”字样的神秘纸条。
一旦确定目标之后，他只需牢牢记住这个特殊信封的具体编号，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轻松掌控整个局面，随心所欲地决定到底由谁能够成为那个万众瞩目的幸运儿，从而将这场骗局演绎得滴水不漏、天衣无缝。
当那名真正抽中“草花 K”的中奖者登上舞台的时候，他满心欢喜地掏出了自己手中的信封，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些信封里装着的竟然全都是没有奖项的空信封！
无论怎样努力去抽取，都不可能将那辆诱人的宝马汽车带回家。而那些充当“托儿”的人上台后，则会巧妙地拿出事先准备好、装有奖项的信封，然后由他们来进行抽奖。
这样的操作手法使得“托儿”们几乎每次都能够成功命中大奖，仿佛拥有了一种神奇的魔力，可谓是“百发百中”。按照常理来说，这种精心策划的骗局应该是天衣无缝、万无一失的。
然而，就在当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杨永明这位关键人物居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一时头脑迷糊，他竟然记错了信封的编号！
原本，根据计划，当孙承贵在面对刘亮时，应当拿出那个毫无价值的空信封。但由于杨永明的失误，孙承贵错误地递给了刘亮那个藏有宝马汽车的珍贵信封。
更让人惊讶的是，命运似乎在这一刻与刘亮开了个玩笑，这个本不该属于他的信封竟然就这么凑巧地被他给抽中了！就这样，刘亮极其意外地成为了那辆宝马车的幸运得主。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杨永明不惜冒险去造假呢？这就得深入探讨一下当时“即开型彩票”收入的独特分配方式了。
当时，彩票所采用的收入分配模式具体情况如下：每一次彩票发售所得的金额中，竟然有高达 50%是以实实在在的物品形式回馈给广大彩民们。而另外的 35%则被划定为公益金，其中，国家抽取了 15%用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
陕西省体彩中心拿走了 8%来支持本地体育相关项目的发展；西安市体育局也获得了 12%，用以推动当地体育事业的进步。
不仅如此，还有 3%作为彩票本身的制作和运营成本支出，另有 1%专门划归省体彩中心用作管理费用，最后的 11%则完全归属“承包发行者”所有。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事彩票发行工作并非毫无风险可言。无论是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开销，还是场地租赁费用以及雇佣工作人员所需支付的工资等成本，无一不是固定且必须承担的。
一旦彩票销售量未能达到特定规模，那么“承包发行者”就极有可能面临亏损的困境。
我们不妨以当年 3 月份那次开奖活动作为实例来说明。当时，体彩中心将此次售彩的总额度共计 6000 万元发包给了杨永明。
如果这 6000 万元的彩票能够全部成功售出，那么按照既定比例计算下来，杨永明便可稳获 660 万元的丰厚收益，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有利可图的。但倘若实际销售情况不如预期理想，他恐怕就得承受经济损失的压力了。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总共只销售出了 1700 万元的彩票。如此一来，按照之前约定的分成比例，杨永明能够拿到手的钱仅仅只有 187 万而已。
且先不说这笔钱能否顺利到账，就算真的如数到了他的手中，可若是将那些资金成本、用于大肆宣传所耗费的费用以及场地租赁等一系列固定支出通通扣除掉之后，杨永明实际上根本赚取不了多少利润，甚至极有可能会出现亏损的状况。
正因如此，体彩中心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将售彩业务对外承包出去，这样他们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稳稳获取高达 35%外加额外 1%的丰厚收入。
毕竟自古以来便有言道：“杀头的买卖有人敢去冒险尝试，但亏本的生意却没有人愿意涉足其中。”杨永明自然也不是个傻子，他又怎会心甘情愿地眼睁睁看着自己赔本呢？
思来想去之下，杨永明终于动起了歪脑筋，将目光瞄准了占据总金额足足 50%之多的奖品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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