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万历十年，当朱翊钧意外得知自己老师张居正生活奢侈后，这个长期被压抑性情的皇帝终于再也忍不了！
凭什么要求我做道德模范，你们就可以纵情享受呢？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超级大懒虫开始登场。
说回张居正改革，万历六年，他以福建为试点，首先进行清丈田地，效果很出众，国家很受益。
于是万历八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清丈田地，重新绘制鱼鳞图册。
其成果是，万历八年，全国税田增长到七百多万顷，比隆庆五年两百多万顷。
是两百多万，单位是顷不是亩，这些田地能养活多少人呢？从中也能看出，鱼鳞册不更新后，皇亲国戚、士绅名流、勋贵军官侵占了多少税田，细思，极恐！
随着税田的增加，加上打击地主豪绅的隐田，偷税漏税行为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清丈田地对于国家全面掌握税田，增加财政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后面的一条鞭法改革创造基础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仅依靠清丈田地还远不能改变赋役不均问题，没有进一步的改革，财政就没法稳定增长，朝廷也不会稳定。
改革是个大难题，不能过多触犯权贵士绅的利益，不然一个不好就是触底反弹，别说变更好，连目前的成果说不定都得搭进去。
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在前，行差踏错就是人人喊打的结果。
这一点必须得骂一下海瑞，按海刚峰的意思，管他什么地主豪绅，不服就打，宁愿让这些地主豪绅满门死绝，也得让百姓有田耕种！
张居正：……这个同道正得发邪！
张居正是不敢用海瑞的，因为这位实在太勇，你想象不到一个奉朱元璋的律令为金科玉律的官员，能干出什么震惊天下的大事。
按海瑞的想法，贪污的官员全他喵得死，法不容情，有一个算一个全杀，真这么干估计比洪武四大案加起来还恐怖。
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简单说就是简化赋役的征收项目和征收手续，赋役合一，把繁杂的东西简单化。
总有人说一条鞭法不如摊丁入亩，却忽略了一条鞭法在前，摊丁入亩在后，历史是向前的，后来的制度不如前面的制度，那才叫可悲。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吸收的是唐宋以来直到张璁、高拱的变法结晶，再优化之后得来的制度。
他同样是吸收前人的智慧加以优化改变，而不是突然来了灵感，凭一己之力制定制度。
同样的，雍正的摊丁入亩也是吸收前人智慧，讨论制度从来不是争论谁比谁厉害，而是看制度本身在其所在时代有什么作用。
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容易出现秦皇汉武是近代落后根源的荒唐言论。
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容易将后面的错误强加到前人身上。
总不能怪秦皇汉武没有研发火器、搞四大发明，七下西洋吧？
青铜时代你让人搞火器研发，就像是一个人问为什么他祖宗不直接生他一样，没有前，哪有后啊！哪能省略过程，一步到位呢？
说回正题，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首先实行，取得了一定成绩。
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一条鞭法，均平一省徭役、税粮，徭役公平，而无不均矣！
后来，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
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徭役无偏累，百姓始知种田之利，城中富户始肯买田，乡间贫民不再轻易贱卖土地。
做到了田地不荒芜，百姓不流亡，钱粮不拖欠。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平均的赋役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身上不合理的赋役负担。
同时，限制了州县胥吏的欺压行为，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论及地头蛇，百里侯可远不如这些不起眼的小吏，现官和现管，区别真的很大。
再者，取消了苛重的力差后，农民终于有了较多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
或许不少人都曾有这样的疑惑，封建社会，尤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初，开国皇帝通常是很大气的，百姓会得到不少田地。
但为什么就算是王朝盛世期间，他们还是会吃不饱饭，原因就在于，除了要缴纳税粮外，百姓还得去服徭役。
徭役是没有定数的，通常是看当朝皇帝爱不爱折腾，遇到汉文帝这样的皇帝，徭役很少，但要是杨广这样的皇帝……请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
说回一条鞭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利自然也有弊，一条鞭法虽然简化了赋役征收，但它并没有规定征收总额。
这就给官吏们留下了可操作空间，张居正的考成法不是要求官吏们好好办事吗？为了业绩，这些人直接往死里办。
本来一个地方能征一万石粮食，他可以整到两万石，甚至还可以在高一点，问就是地方大丰收，粮食绰绰有余，而这些多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成了官吏们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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