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头的描述，张荣仪就是在说石务是神经病，是个妄想狂。再加国军政训科长的旁证，孙福生要想推翻这种定论，比登天还难。但孙福生还不甘心，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问题的关键，张荣仪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那张荣仪和赵启山就是同伙，就是共党。想到这里，孙福生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来到陶站长家里，孙福生把自己的想法一说，陶站长把身体向沙发后背一靠，长长吁了一口气，用那双阴沉着、能把人看得毛骨悚然的眼睛，紧紧盯着孙福生。
“如果说赵启山可能是共党，我不置与评论，那是要按事实说话的，你要有证据，我相信你；要说这个张荣仪是共党，我想说，是你脑子坏掉了。我劝你，请假休息一段时间吧，最近你神经太紧张了。”
孙福生讨了个没趣，闷闷不乐地离开了陶站长家。
事情很快就传到赵启山耳朵里，别人当笑话谈论这件事，赵启山却感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他隐隐约约感到，张荣仪应该是在帮自己。
张荣仪被烟灰缸砸得不轻，竟然在医院里一病不出来了，好像是检查出了别的病。保密局高层，说张荣仪是在敌后十几年，积劳成疾，指示陶站长和赵启山，代表保密局要去慰问张荣仪。
除了第一天，陶站长去过医院，昨天，接到毛局长的电话后，又携夫人，去了趟医院，转达了毛人凤的问候。并提醒赵启山，不管两人有什么样的矛盾，毛局长的指示，必须要办的。
赵启山回家向梅琴一说，希望梅琴能陪他，到医院看望一下张荣仪，梅琴一口拒绝。
“张荣仪那个老油条，尸位素餐也就算了，对党国前程不看好，我也不说什么，毕竟我也不看好，但他对我的个人攻击，我坚决不能原谅。我查他，也是接到上级指示，党通局就是管党务的嘛，他非要把工作上的对立，提升到个人恩怨上。毛人凤是保密局副局长，不是我们党通局的。”
梅琴慷慨激昂一通话，使赵启山也不好说什么。梅琴若不能陪着，赵启山什么时候去医院都行，那就明天白天去吧。
自从老金的电台被毁，赵启山与组织联络，变得不是很顺畅了。没有电台，老魏也不在沈阳待着了，老金病病殃殃，敌人又认得他，也被转移到根据地养病。据老医生的助手说，组织上安排，老金可能已被送到朝鲜境内，在那里安安心心养病。
赵启山接收指示，只能用收音机，发送情报，只能送到药铺，由老医生的助手，给送到城外交通站。好在东北形势发展很快，除了铁路沿线以外，敌人只占领着十几座城市，剩下的广大地区，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赵启山打开收音机，调到呼叫他的频率上。在那里闭目养神。
“下面是商行呼叫野马，商行呼叫野马！”
赵启山立即精神起来，早已准备好的纸笔，立即放在眼前，准备着记录。
梅琴看了一眼赵启山，出了他们的卧室，关好房门，来到了书房。
梅琴心情是复杂的，父亲和大哥，分别给她来信，强烈要求梅琴辞职离开国内。哥哥信中非常直接，说抗战时期，梅琴参军为国，他很支持，现在抗战胜利，不存在中华民族被外族奴役之忧，现在是党派之战，主义之争，她已经没有必要卷入其中，希望她说服丈夫赵启山，赴欧与全家团聚。
梅父说得挺委婉，知道她和心仪的人结合，感到很高兴，使他的罪疚感减轻不少，希望两人，能去趟欧洲，或双方都到香港，一家人相见，听听女婿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一家人畅谈，彼此交换意见。
现在，梅琴对说服赵启山，放弃他的理想信念，随她去欧洲，基本上丧失了信心。赵启山说，推翻国民党政权后，还要建设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
原来收音机放在书房，但发现书房的隔音，不如卧室，就把收音机挪到了卧室。
梅琴陷入了惆怅，几次脑海中，闪现出了离婚两个字，但马上就被自己制止了，她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离开赵启山。
赵启山接收完广播，拿出那本“石头记”，开始翻译电文。
翻译完后，赵启山惊呆了，上级经过多方落实，通知赵启山出了叛徒，并且这个叛徒，部分了解赵启山的身份，让赵启山做好准备，随时撤离。
发出这样的警报后，赵启山应该立即行动，每过一个小时，都应该收听广播，如果得到撤离命令，一刻也不允许耽误，立刻离开；如果没有指示撤离路线，赵启山将到郊区，一个大车店，等待来人接他们。紧急情况下，可以暂时到中街药店躲藏。
现在必须对梅琴摊牌了。
赵启山来到书房，拉起梅琴，紧紧拥抱着，“我接到上级指示，要我马上撤离，我们那里出了叛徒，可能知道我的一些情况。你有两个选择，一是跟我离开，二是留下，说你什么也不知道，通过审查后，估计会被撤职，然后你去欧洲，到你父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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