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一会，童坤首先说话道：“孙福生也反复向上面反映，局里还专门派下来审查组，几乎找了所有站内人员谈话，尤其是行动队员，有人甚至谈过多次，结果只能证实赵启山与抗联来往。行动队确实多次与抗联联合行动，但仅限打击日寇和伪满洲国军，没有什么出格的合作。这一点，毕站长应该比我更清楚。”
毕站长先是点头，随后又摇头，略有所思，“当时机构比较复杂，在东北就像是没娘的孩子。张少帅易帜后，军统成立了辽宁省站，是区一级别大站。又成立了沈阳市站。九一八日寇入侵，建立了伪满洲国，辽宁改成奉天省，沈阳改成奉天市，把锦州、安丹都分出去建省。开始老陶当区级站长，后来我接替老陶当站长。奉天市站被敌人破获，正副站长都叛变投敌，军统重建奉天机构时，奉天就降格为组了，赵启山当了组长。老实说，奉天组和他的行动队，取得的战绩，占了我们整个区站战绩的九成，受到资金和物资援助，却是最少的。”
沈丘人插话：“我知道赵启山任组长，兼行动队队长，孙福生任行动队副队长。如果两人不和，有内耗，绝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战绩。”
毕站长道：“是的，那时两人就像穿一条裤子。他们几乎很少与区站来往，又有钱又有物资供应，当然不愿意受区站管着。另外，陶站长，我也不是背后说他，放任奉天组不管，胆小怕死，总担心奉天组行动，惹得日伪满追杀，怕连累自己。所以，赵启山和抗联的关系，只有孙福生知道。只是后来赵启山进了伪满外交部，被派往武汉、南京，过一段时间，军统总部才把奉天组撤销，奉天组行动队，与区行动队合并，我这才真正和两人共事。”
沈丘人又问：“那两人最后怎么闹掰的，变成现在水火不容？”
毕站长：“这我还真不知道！抗战胜利，恢复了沈阳站，我被人家摘桃子，调离东北。不过，我也打听了，都说主要在两件事情上，两人闹翻了。一件是因为一个女人，就是现在田汝真军长的妻子，是一个日本人，中文名字叫田嘉美，曾经嫁给特高课奉天头目，那人叫山田重信，一个血债累累的恶魔，残害了许多行动队员和家属。队员要找田嘉美报仇，被赵启山阻拦。”
童坤道：“我听说了这事，为此赵启山还打了孙福生一耳光。”
毕站长：“打耳光这事情，我也听说了，田嘉美是日本会社反战同盟的人，帮助中国抗战，给我们提供情报。现在看来，赵启山没说假话，我们的人误会了田嘉美。问题是赵启山这些情报，对所有人都隐瞒，包括对孙福生。与抗联互通情报。与抗联的几次联合行动，都是赵启山独自操作的，这不得不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抗战胜利后，清查敌产，也是孙福生控告的赵启山。”
童坤接着说道：“我接手沈阳保密局站后，孙福生对我讲过，他之所以要告赵启山贪污，是想在清查赵启山时，拔出萝卜带出泥，找到赵启山通共的证据。”
毕站长：“给我的感觉，赵启山不贪财，他们劫持运钞车，还把钱分给区站，不要上面发的经费。”
童坤：“上面调查的结果，赵启山没有任何贪污行为，别人送的两根金条，还让他以送金条人的名义，捐给了孤儿院。这个孤儿院，也是那个田嘉美工作的地方，是日本会社反战同盟参与创办的。”
沈丘人：“我相信赵启山不贪财，孙福生也是因此受到惩罚了，所以怀恨在心吗？”
童坤：“是的，在撤离东北，我们随五十二军登船，孙福生口无遮拦，又被赵启山打了一个耳光，当时我在场，我也很生孙福生的气。从表面上，孙福生这次怀疑赵启山，跟船上那一巴掌，不无关系。”
毕站长：“赵启山不为钱，那投靠刘主席，究竟是为什么？”
沈丘人：“名和利，排除利，那就是为名呗！”
毕站长：“赵启山现在是上校，已经有几年了，党国风雨飘摇的时候，晋少将还困难吗？国军英雄，如今独挡一面，要图名是跟省主席，还是跟中央，哪个更容易晋级？”
沈丘人：“当然是跟着中央，更容易出名，这谁都知道的。”
毕站长：“既不图名，也不图利，赵启山投奔刘主席，他图得是什么？”
童坤：“刘主席在外的名声并不好，传他抽鸦片，也有人说他并不抽鸦片，是故意给人一种心无大志，人已经颓废的感觉，其实是在韬光养晦。”
毕站长：“对于刘主席，不管是楚庄王也好，还是齐威王也罢，总体来说，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赵启山是看出这里的门道了，想做点事情吗？”
沈丘人摇头：“刘主席想有所作为，可以大张旗鼓的干，党国危难之际，有识之士都会支持他的，不用像那只国中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难道他怕提早暴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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