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蒙古贵族中，忽必烈是个旗帜鲜明的改革派。
在政治体制上，他基本上采纳了刘秉忠、许衡等人的建议，逐步推行“汉法”，大量沿袭和改良宋、金的体制，实行了三权分立，对大蒙古国原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比如，他设立御史台，并全面加强御史的地位，负责“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政治得失”。
又比如，他首创推行行省制，使得地方行政更加规范化和集中化。
在经济上，忽必烈发行纸币，推广棉花种植，鼓励商业发展，重视水利建设。
在用人上，忽必烈不拘一格。凡是有才华的人，忽必烈都给予重用，不问民族，不问出身。
比如，史天泽、刘秉忠、姚枢、卢世荣、赵璧、杨惟中、张德辉、窦默等汉人都是忽必烈时期的重臣。
其中，史天泽官居中书右丞相、枢密副使，手握军政大权，可谓是忽必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刘秉忠以布衣身份，长期陪伴在忽必烈身边，为他建造了上都和大都两座都城。他病逝后，忽必烈感其功，封为三公。这是元朝很多大丞相都没有过的待遇。
而负责帮助忽必烈理财的色目人权臣——阿合马，原本不过只是一个奴隶。
在军事上，忽必烈设立枢密院，负责全国军务。自铁木真以来，一直没有专门设置统领全军的机构。枢密院的设置，标志着蒙元军事制度的逐步完善。
忽必烈还大量组建汉军。就连他的侍卫亲军都是汉人为主。汉将董文炳、李伯佑等人都曾是忽必烈亲军的大首领。
总而言之，忽必烈坚持改革，笼络人心，取得北方汉人，特别是北方汉族大地主、大世候的广泛支持。
因此，他能打败阿里不哥，以及平定海都等人的叛乱。这也是后来忽必烈能够统一大江南北的关键。
1261年6月，南宋大将刘整因为是北方人的身份，在南宋朝廷中受到排挤，又遭到吕文德、俞兴的告状，担心被权相贾似道治罪，以泸州15郡30万户投降大元。
之后，刘整又向忽必烈献上攻宋之策。
本来，大元朝廷对攻宋一事分成两派，意见相左。
一派认为南宋奸相当权，排斥异己，任用庸才，赏罚失律，治军迂腐，应当发兵攻宋，统一中原。
另一派认为南宋依靠长江，采取坚守政策，难以攻灭，应当以蒙哥之死为鉴，不宜攻宋。
忽必烈对此也是十分犹豫，难以抉择。
但刘整率部投降并向他献策，给了忽必烈信心。
当下，忽必烈便让刘整训练水军，准备攻宋。
1268年，忽必烈令史天泽督军，派刘整、阿术率军攻打襄阳，时隔十年后再次攻宋。
1274年，襄阳守将吕文焕也降，并自请为攻宋急先锋。
忽必烈大喜，厚待吕文焕及其家族。
之后，在吕文焕派使者劝说下，很多南宋将领先后投降大元。从此，南宋再无翻盘机会。
1275年2月，吕文焕率大元水陆联军，于芜湖击溃南宋主力水军。
当年11月，伯颜、董文炳、阿剌罕分兵三路，剑指南宋都城——临安。
1276年初，元军刚进军至临安附近的皋亭山。
南宋太后——谢道清便带着三岁的宋恭帝不战而降，奉上传国玉玺。
之后，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拥立7岁的宋端宗在福州即位，持续抗元。
1278年4月，宋端宗病死。陆秀夫等人又改拥立幼主赵昺为帝。
然而，南宋的形势是每况愈下。
1278年，陆秀夫等人被迫退守广东崖山一带。
1279年初，张弘范在崖山海战中击溃南宋最后的力量。
绝望之下，陆秀夫抱着8岁的幼主赵昺投海而死。
同年，曾经让蒙军先锋大将汪德臣，蒙古皇帝蒙哥殒命城下的钓鱼城军民，也到英雄陌路的时候。
自1268年，元、宋再次开战起，川蜀之地中唯有钓鱼城坚守11年不倒。城头上始终挂着大宋的军旗。
历史上，有些不为人知的小城，却是侵略者的噩梦。十多年前，蒙哥的大军攻不下钓鱼城。现在，忽必烈的大军也不行。
当然，守将早已不是王坚，而是王立。
然而，钓鱼城军民的坚守，到了1279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此时，不单是川蜀，整个南宋朝廷仅剩此孤城！
围攻钓鱼城的元朝安西行省左丞——李德辉，不断将元军的捷报射入城中。
坚守孤城的王立屡次登高远眺，不见援军任何踪影，早已绝望。
忽必烈听闻钓鱼城依旧不能攻下，亲自下诏，派出使者向王立承诺。
若开城献降，不计旧仇，不追究城中一兵一卒责任，不屠杀城中一民。
王立见诏，泣之，当即开城献降。
在献降当天，城中二十四名南宋将领相约朝临安方向拜了拜，集体自刎。
当年，南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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