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 南朝皇帝篇（51）
主要影响
经史
在学术上，萧衍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着。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与名儒共同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此外，萧衍最大的着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萧衍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着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着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盘、“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文学
萧衍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5年－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着名的有八位，如谢脁、沈约、任昉、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萧衍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
萧衍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他在镇守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其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在《子夜四时歌·冬歌》中说“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襄阳蹋铜蹄歌》中说“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等。现代诗人郑振铎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萧衍的七言诗。萧衍有10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着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宋、齐时代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萧衍，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他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萧衍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萧衍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崇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道佛思想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艺术价值不大。
萧衍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说：“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说：“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萧衍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他的《赠逸民十一》，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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