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那天，十里八乡的妇女都到了九江大墟的大营，虽然审的不是黄氏离婚桉，但其他桉子也大大满足了乡民们的吃瓜心态，够她们一两年的饭后谈资了。跟着县长一起下乡的医疗队在完成流行病调查之后，也在大营外搞起了义诊，热闹非凡，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地新开了一处墟市。
张枭对这样的情景大为振奋，在他看来人来得越多越好，这不仅仅是“普法”，更多的是把新观念新思想潜移默化给群众的大好时机。所以他的“下乡”出了视察和摸底之外，也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张县长并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虚头八脑的东西。很多新事物新思想，如果没有能带给人强烈冲击的事件，是很难散播开得。正如过去铁路的开通，极大的震撼了穷乡僻壤的百姓，给他们的界观带来了巨大的裂缝。这比几个乡村教师拿着挂图和课本去讲课来得效果更直接有效。
所以这次不仅有巡回法庭的开通审判，医疗队的义诊，还有文艺小组来演出木偶剧――广州光复之后，便从临高抽调部分艺人到广州，又就地招收了一批艺人，组建了广州木偶剧团。但是将原本的临高话唱腔念白改为现代粤剧唱腔念白。
事实证明，在文艺活动极度贵乏的时代，这种“地方化”的改造非常适应环境。这个提前诞生的“粤剧”木偶戏很快就大受欢迎。在广州天天演出，一票难求。原本一个剧团很快膨胀起来，分成五六个演出小组，到处去演出各种“新戏”。
为了防止文艺团体长期吃皇粮“僵化”，文宣部门在前不久出台了一个政策，原广州木偶剧团的演职员可以自行离职“下海”组剧社。今天到九江的，便是其中一个剧社。演出的剧目自然都是文宣口的新编剧目。其中便有宣传婚姻自由的《花钱》――实际上是从《罗汉钱》改变来得。
张家玉对这些玩意感觉非常新鲜。地方曲艺戏剧在传统社会中地位不高，虽然有“忠孝节义”类的情节，有一定的“教化”意义，但是对于官府来说，更多的还是认为其“诲淫诲盗”。对戏曲演出多有打压。有时候只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正风化”，就将当地的戏班演职员拘来杖责枷号。
像澳洲人这样不但不加限制，反而大张旗鼓的“官办”，还鼓励组织新剧社，到处演出，以此来宣扬自己的理念，这对张家玉有了很大的冲击。
在张家玉这样的传统文人看来，教化百姓便是要一本正经的聚集在县学、府学，至不济也得在衙门口，由官员或者本地大儒宣讲忠孝节义。这样才能体现出“礼”。
澳洲人居然用这样的手段来“教化”，真正是匪夷所思。不过这演出的内容全属全是澳洲人宣扬的各种离经叛道之论，倒也算是相得益彰。
张家玉看着周围的人忙忙碌碌，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在营地里和九江到处转悠，看到什么新鲜事都要去看看问问。张枭也吩咐相关人员，对他不必限制，任他游历，对他的问题，只要不涉及到秘级的，全都可以如实回答。
张家玉只觉得跟着张首长下一次乡，真是胜过自己过去十几年的生活阅历！这卧底真是没白干！
他对梁心虎对归化民司法干部的培训尤为感兴趣。因为司法部门需要的专业人员缺口十分之大，但是这种培训比较漫长，并不能靠短期突击培训就能收到成效。所以相关的培训是滚动式进行的。以老的归化民法官、检察官为核心分成一个个学习小组，将新招收的学员分配到小组中。每个小组不超过五人。采用以老带新的方式，课堂学习和实习观摩相结合。
学员进入学习小组之后，早晨体育锻炼，随后讲解法律法规和司法观念，午后到各个法庭观摩审判，晚上写心得并由各组长灌输临高的新社会理念。
经过三个月学习之后，他们就以小组为单位，跟随巡回法庭去各地“办桉”。一边办桉，一边学习。
这一次的巡回法庭是梁心虎亲自带队，所以随来的学习小组也就多了好几个。一到九江的营地，便开始授课培训――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这是元老们工作的共同特点。
张家玉也来“旁听”了。相比之传统的中国司法，澳洲人的司法完全不同，张家玉没来“卧底”之前，也去澳洲人的法院“听审”。他和普通人的“看热闹”不一样，并不简单的把这些当作“海外逸闻”来看待。而是更想知道其中内在的精神。
“……我们接着上课。大家把书翻到第三页，下面我讲解一下我们大宋国家法律工作者的理念。”梁心虎清了一下嗓子：“我们培养法官检察官，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迫切需要。元老院鼎故革新，必须确保各项工作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这些人，就是保证法律运行的最重要一环，同时，你们也要身体力行把法律观念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
这段话张家玉还能理解——无非是做官要清正严明那一套，这便是读过书的好处，理解起来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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