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士元所言，原则上没问题，不过可以再细腻一些。比如，我们可以给刘表一个台阶下。众所周知，荆州内部如今各派分裂严重，有亲善我军的寒门士人、流亡北士、中小豪强，也有亲曹的蔡、蒯两族。
刘表年老，岂能有精力事事亲自处断？想来无论他最终决策继续抗曹还是就此和谈，都会有人力劝谏言。
比如刘表要是决定抗曹，多半是机伯等人倡议，又或是刘磐、黄忠求战。
而刘表选择和谈，在决策之前，肯定也有蔡瑁张允、蒯良蒯越进言劝和。我们可以忽略刘表的决策之过，只盯着蔡瑁等人的进言，把这事儿说成是‘刘表误信谗言’，也给刘表一个台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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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们的谴责效果会更强，刘表受到的刺激也会更小、更能保住他本人的面子，不至于倒向曹操。将来真有变故，我们要对荆州下手，理由也更充分。”
刘备瞬间就醒悟了，这不就跟“清君侧”一个道理么，只不过现在变成了“清州牧侧”，始终不说刘姓宗室州牧有问题，只说是他身边有奸佞蒙蔽扯后腿，破坏了宗室诸藩拱卫天子的大业。
如此一来，对于更好地拉拢荆州人心向自己，确实有莫大的帮助。
这个外交谴责的机会，不用白不用，绝对不能浪费。
哪怕自己还没有对刘表动手的打算，但是先捏一个白送的额外宣称在手里，总归是好的。
……
此后几日，刘备就按诸葛亮和庞统做出来的计划，派出了孙乾去刘表那儿“慰问”，对刘表与曹操和谈的行径表示了“惋惜”。
还说如果刘表愿意悔过自新，再次发起攻势，刘备也愿意添兵助战。
刘表对此当然是表示了惭愧和婉拒，说“曹军已胜袁绍，如今势大，豫州不复空虚，非进兵良机”。
孙乾还装模作样苦劝，告诉刘表“曹操乘胜求和，可见其心虚，必是要抽兵再战袁绍，景升公切不可被曹操瞒住”。
面对孙乾的劝说，刘表面露尴尬，他是不想出力扛伤害的，只想趁着曹操跟别人死磕的时候捡便宜。所以哪怕知道孙乾所说是真的，他也不想改变，
反而幻想着“要是袁绍心中不服，卷土重来，再跟曹操来一场类似官渡之战的大战，相持咬住曹操，我再动手也不迟”。
不过以刘表的身份，肯定不能把这种龌龊的想法说出来，所以面对孙乾的谴责，就由蔡瑁和蒯良反驳。
蔡瑁毫不客气地驳斥道：“哼，刘备倒是会唱高调、自称第一批奉衣带诏讨逆，但天下人都知道他雷声大雨点小！衣带诏已有一年，怎不见他出兵伐曹？
我主虽然兵力薄弱，但为天下伸张大义之心不减，好歹还与曹操力战，夺回了南阳郡大部。刘备迄今为止，可曾从曹操手中夺得一郡之地？还有脸谴责我主？”
孙乾当然也不能折了刘备的名声，据理力争：“我军虽然不曾从曹军手中夺取州郡，但那也是江东孙贼附逆、牵制我军所致！我军形势不比景升公，我们乃是腹背受敌。
贵军去年冬天能全力北上，不也是因为我军先扑灭了张羡，然后请景升公重新任命了武陵、零陵等郡太守，并且让被裹挟的桂阳太守赵范反正、重新听命于景升公。
那江东孙氏，与贵军也一贯是世仇，若非我军隔绝淮泗、豫章，怕是贵军还要分心应付孙氏！我军一直在忙于拔除背后芒刺，哪里还有余力北上？会稽之地至今未平，等南方安定、稍作整顿，自然会北上的！”
孙乾一番话，把刘备征服荆南，美化成了只征服了一个张羡本人驻守的长沙郡，另外三郡都说成“依然是被刘表的人统治”的状态，从而为刘备过去一年的忙碌不休无暇直接攻曹，找到了充分的借口。
蔡瑁也没想到对方居然这样强词夺理，乍一想不知如何反驳，一时竟愣了。
蒯良便赶忙跳出来救场搅混水：“公佑先生此言怕是不妥！自古未闻讨逆者不除元凶首恶，而专注于党羽的！昔大将军何进为诛宦官，妄听袁绍愚策，招董卓进京，遂祸乱天下。
若是听曹操之言‘但诛首恶，付一狱吏足以’，又岂有此后十余年祸乱？由此可见，讨逆当直捣腹心，首恶既诛，余众自服，这是造杀孽最少的平乱之法！”
孙乾却丝毫不让：“子柔先生号称天下高士，今日竟如此强词夺理，此一时彼一时也。何进之时，天下尚未彻底大乱，但诛首恶自然有可能解决十常侍之祸。
但如今天下已经战乱十余年，分崩离析，讨逆岂是诛杀首恶就能解决的？若是诛首恶有效，王允杀董卓后，何以旋即为李傕郭汜所灭？董承、吕布于许都密谋诛曹，何以被群逆反扑？
王允、董承的教训，早已给了后来者教训，所以我主才决定稳扎稳打，不可冒进，不敢奢望毕其功于一役。”
蒯良听孙乾举了王允董承的例子，一时双方也无法互相说服，最终蒯良只能用“哪天刘备军正式北伐、直接攻曹了，我荆州军自然会再考虑相助”为由，搪塞了孙乾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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