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一场没有回程票的旅行，你登上“生命号”小舟，扯起那青春的风帆，驶离静静的港湾，然而：除非你有勇气看不到海岸，否则你永远不可能跨越大洋——哥伦布。
悠长岁月平静，无事亦是蹉跎，日光倾城而下，留下层层腐朽。
1971年，我从上海红星中学毕业了，作为一个70届的中学毕业生，根据当时的分配政策，17岁的我必须去农村。
所幸的是我从小就得了支气管哮喘，因此被允许留下来在家待业——美其名曰“等待分配”，由此我变成了一个“病休青年”，这一待就是整整2年又6个月......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1973年的圣诞节，那时中国的圣诞节和现在大不相同，没有圣诞树，自然也不会有一只苹果卖出“黄金”价，相同的只有那窗上水汽结成的冰霜和寒冷空气中飞舞的雪花。
但那一年的圣诞老人却给我送来了一份足以让我惊喜得一夜都无法入眠的礼物——让我这个自1971年中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家病休“待分配”的“病休青年”有了工作——进了一个叫高泰电讯组的里弄生产组。
从此，我正式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
1974年元旦刚过，我走向了社会，同时也开始了我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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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里有很多定数，在未曾预料的时候就已经摆好了局。
上世纪70年代上海第二高楼——十三层的锦江饭店附近的长乐路上的一条弄堂，弄堂入口处有一根高高的电线杆和几棵茂密的梧桐树。
走进弄堂，左侧有一个典型的石库门房子，房子大门上方的门牌上蓝底白字写着：长乐路，619弄41号。
大门徐徐打开，进了大门，来到一个天井。
穿过天井再往里，是一个“客堂间”，浑浊的空气，斑斑点点的墙壁，年久失修的地板。
“客堂间”内靠墙L型地放着二张长桌，围绕着长桌坐着一群青年男女，有的戴着眼镜，有的脖子上系着围巾，还有的头上戴着一顶绒线帽，尽管穿戴不同，但他们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他们的双手在娴熟地制作一根保险丝中的钨丝。
这就是当时的高泰钨丝组——高泰电讯组的前身。
人群中一个身着蓝色中山装的20来岁男孩，脸色略显苍白，大冷天却理了个平头。
乍一看：
虽然没有广告王子鹿含帅气但多了一份沉稳和坚毅；
虽然没有电影明星黄晓铭英俊但多了一份阳光和活力。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真诚的眼神，看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修饰，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永远不会欺骗你的人，此时他那深蓝碧青宛如湛蓝海洋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手中的一根钨丝。
这就是本小说的主人公X——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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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
高泰电讯组的前身——高泰钨丝组，是一个典型的由病休青年组成的上海里弄生产组。
高泰钨丝组原来只有二十多人，因为通过内部关系接到了当时邮电部下着名的电讯器材厂——915厂的外加工业务，要转型变成高泰电讯组，因此需要增加人手到大约50人左右的规模。
虽然高泰电讯组属于高泰居委会，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病休青年，因此我就被“鬼使神差”地从花园坊居委会分配到了这里。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当时中国还处于一个吃“大锅饭”的时代，国营企业的工资是每月￥36元+￥4元奖金，集体企业的工资是每月￥32元+￥4元奖金。
而我所在的里弄生产组，那是当时的社会最底层，因为我们的工资是按天计算的，￥7毛钱1天，一年后转正变成￥9毛钱1天，相当1个月￥23.4元，没有奖金！
虽然钱很少，但对我来说已经可以让我自食其力了，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没有太大的奢望——只要有个稳定的工作，能吃饱饭就行，以至于很多时候，我感到自己的人性就是一只羊，一只乖巧的羊，一只安分守己的羊，没有太多的奢望，也不想、更没有能力去与别人争夺什么，每天有点青草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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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是我第一天来这里报到，等着去915厂参加培训。
突然，“天井”里热闹起来，寒风中出现了几个年轻人。
为首的一个女孩，20岁左右，穿了一身红色的中式棉袄，戴着一条红色的绒布围巾，银铃般的笑声中，像一团火一样地飘了进来。
大家围了上去，把红衣少女围在了中间。
一时间，屋内充满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和红衣少女爽朗的笑声。
我是今天刚来，因此和所有的人都不熟，加上当时我远没有现在那么自信，特别是在女孩子面前总是会显得有点腼腆的性格，所以只是在远处羞怯地看着被大家围在中间的红衣少女，只见她大大的眼睛犹似一泓清水，头上梳着一个长长的马尾巴，被风带起在空中微微地起舞，大家都戏称她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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