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赫尔岑。
在人的一生中，岁月如同河流奔腾不息，而生命如舸在岁月河流中激荡，追寻着每一缕光明与希望，而一个人的青春也因追求而变得更加靓丽和精彩！
1978年的11月我拿到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录取通知，然而从这一刻到1979年2月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学，这中间的3个月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3个月。
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严格地讲，连中学都没有上过——因为那是一个曾经没有人想读书的时代，是一个曾经认为读书没有用的时代！
因此这上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心中充满着好奇和期待，我在焦急中等待......
1979年2月6日，我终于迎来了我生命中的春天，懒洋洋的太阳抚摸着大地，林荫道上，法国梧桐树开始抽出条条新芽，几只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地歌唱。
我走进了上海南昌路和雁荡路交汇拐角处的一栋法式大楼大门，这是前中华职业学校，大门前竖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分校老湾区教学点”。
我3年又6个月的电视大学的生涯将在这里开始，正确地说，我人生的转折将从这里开始，包括我人生第一次的校园恋情也将从这里拉开序幕......
人生中有许多际遇，有些际遇让我们一生都难以忘记，沉淀在心里成为永久的痕迹，永不消弭！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将在北惊举行开学典礼并进行全国直播。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XZ正在筹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外，28个省级教育电视台，104个地市级教育电视台全部进行了转播。
第一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11万全科制学生和30万单科学生也全部通过电视同步收看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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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条件非常艰苦和简陋。
我所在的上海老湾区教学点就在原中华职业学校内，一共招收了三个班，大约150人左右，按招生考试的成绩分班，成绩最好的在一班，成绩最差的在三班。
一班的教室在四楼，二班的教室在三楼，三班的教室在二楼。
我被分在了一班。
我来到四楼一班的教室，发现教室的布置很特别，没有讲台，取而代之的是教室的前后各有一个高高的电视机架。
教室中50来个课桌椅被分成二半，其中30来个课桌椅面朝前面的那个电视机架，剩下的20来个课桌椅面朝后面那个电视机架。
一个叫小陈的教学点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教室前面那个电视机的天线，因为那时还没有有线电视，因此电视机画面的清晰度和天线的方向和高度有很大关系。
早到的几个同学围着小陈在看他不停地调整电视机的天线方向。
“哇，24寸！要是家里有一台这样的电视机看中国女排的比赛就‘扎泥’了。”一个圆脸，五短身材的男生看着电视机架中的那台24寸索尼黑白电视机惊叹道。“扎泥”是那个时代上海的土话，意思是“过瘾”。
1982年，那时普通百姓家的主流电视机是12寸，家里经济条件差一点则还在看9寸，甚至还有不少家庭家里还没有看上电视机。
“电视大学就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这时另一个下巴上满是胡渣，年龄较大的男生调侃说道。
“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但63个人中只有1个人能有幸在这里看电视！”这时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
大家回身一看，是我们教学点的教导主任潘老师。
“全国700万人报考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但只录取了11万个全科生，因此你们都是幸运的！”潘老师手里拿着一叠刚印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大纲，她一面把手中的教学大纲分发给大家，一面说道。
潘老师说得没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年招生，全国报考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700万人，角逐11.5万个全科生的名额，录取比例是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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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全是名校的老师啊！”
“哇，中国十大名校都在上面了！”
同学们看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大纲后不禁纷纷赞叹起来，只见教学大纲上写着：
教高等数学的是北师大；
教普通物理的是北惊大学；
教英语的是北惊外国语学院；
教工程数学和计算机原理的是北惊工业大学；
教数字电路的是清华大学；
教电路原理的是哈工大；
教自动控制的是北航；
教理论力学的是西安交大；
教材料力学的是同济大学等。
而且每门课的主讲老师都是该门课所在的系的系主任或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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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不要认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只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前几天我去市里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分校的筹备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分校的校长——上海高教局局长杨凯这么说：‘中央电大’可以用三个‘最’来概括：世界上最简陋的教学条件，世界上最优质的师资资源，世界上最严格的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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