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然而，人生还不如弈棋，因为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弗洛伊德。
很多时候，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意外，意外是一辈子的人生，意外又不意外，不意外又意外，是人生的永恒主题......
我意外地没能考上研究生，因此也就没能去成吴箐伟所长的研究所。
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我准备回里弄生产组去，自行研究微型计算机应用时，突然又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我打开一看，是我在美国的嬢嬢写来的，她说美国加州现在出现了一个叫“硅谷”的地方，发展很快，特别是计算机。
她还说，在“硅谷”，如果像我这样在毕业设计时有这样好的成绩的，早就被一些大公司抢去了，言下之意我应该去美国发展。
是留下来在里弄生产组——现在变成了街道工厂谋求发展，还是去美国发展？
即使在今天，相信不少的人仍然会选择去美国！
然而这又成了一道摆在我面前的选择题，而且是一道比之前所有的选择都难以下决心的选择题。
何去何从？
我必须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不过，在1982年，中国还没有出现出国留学热，当时出国的基本都是亲属移民，因此如何出国留学？这手续又该如何办理，有什么样要求等等都是难题。
此外，对我来说，去美国，在心理上还有三个需要迈过去的坎：
首先，我是带薪念书的，在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念书的三年半中，我所在的单位——高泰电讯组依然按照国家规定支付了我三年半的全额工资，中国有句成语，叫“点滴之恩，涌泉相报”，还有一句成语，叫“知恩不报非君子，施恩图报是小人”，这二句成语是我爷爷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教我的，因此我有回馈原单位的义务。
其次，我刚刚答应了钱厂长，如果我考研不成，将留下来安心工作三年半，我需要遵守我的承诺。
讲诚信是我的做人原则，否则，言而无信，何以为言？人若无信，何以为人？这也是我爷爷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教我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忘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堂高等数学课上华罗庚的那段开场白：
“同学们：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建设“四个现代化”少不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国家现在急需大学生，但目前中国的教育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世界排名倒数第2位；每万人口中仅有11.6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世界排名倒数第9位。而你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你们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我同样没有忘记吴箐伟所长给我说的话：
“现在中国的主流仪表还是模拟电路的DDZ-II型单元组合仪表。这相当国外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因为60年代中期后，中国的仪器仪表就停止了发展。”
“但国外发达国家不会等我们，现在已经发展了以数字电路为主的单元组合仪表，而1976年后，中国也开始发展数字电路的DDZ-III单元组合仪表，但困难很大，一直无法量产，而最近国外已经开始发展下一代的基于微型计算机的智能化仪表，可以说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了。”
我更没有忘记吴箐伟所长给我讲的钱学森的故事！
我感到我刚大学毕业，国家也正急需要大学生，因此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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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去美国，对我的诱惑同样巨大：
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美国是仰视的，而且还是站在一个洼地里向上仰视。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有远比中国着名的高等学府，美国有远比中国发达的科学技术，美国有远比中国丰富得多的物质生活。
一句话：那时的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就如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和黄土高原上的农村那样的差距！
下面是一组比较数据：
1982年，美国的人均GDP是$14，410美元，世界排名第7位；而中国的人均GDP却只有$282美元，世界排名第127位，二者的人均GPD相差51倍；
1982年，排在中国后面的，即第128位的是苏丹，就是现在“中国篮盔”代表联合国在那里维和的地方；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因此当时的美国在世人的心中就是“天堂”的代名词！
纠结中，我不禁想起了一件事：
上海巨鹿路，一栋钢窗楼房的二楼的屋内，屋内十分凌乱，一个头发稀少的中青年男子在整理行李箱，一个举止优雅的少妇在收拾衣服和日用品，靠窗的桌上放着一封信。
信是日文的，大意是：甘先生，悉闻您和您的夫人均毕业于帝国的早稻田大学，今大日本的帝国准备在上海组建新政府来推进泛东亚的共同繁荣，有意邀请您和您的夫人出来为上海新政府的医疗卫生事业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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