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爱因斯坦。
这句名言的意思是：一个人要发展，唯有打破束缚自己的各种条条框框，只有这样才能活出自我。
通过企业承包，我完成了我人生的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后，来到了赛道的直道上，此时本应开始进行最后的加速冲刺了，但意外的是我却面临抛锚的危险......
19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个人可以开公司了.
当时大家把一个人辞职去开公司戏称“下海”。
然而，“下海”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仅是意味着可以因此而获得更多的财富，同时也有被“淹死”的可能——因为商场就是战场，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的“下海”者中的大多数都在被“喜怒无常的大海淹死”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时，我知道“下海”将需要冒更大的风险，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下海”的人生之路——决定辞职去自己开公司。
1986年的元旦刚过，我提交了辞职信后就不再去高泰电讯器材厂上班，但“下海”后的第一个难题很快就扑面而来，那就是我发现自己虽然“下海”了，却无法去自己开公司！
因为根据当时的政策，个人开公司必须持有单位的辞职证明，如果是无业人员，那就必须让所在的居委会开一个无业证明。
所以我虽然提交了辞职证明，但因为钱厂长不同意我辞职，因此厂里不给我开辞职证明，所以我就无法以法人的身份去开办公司，这不能不让我有种空有一番雄心壮志想做一番大事业却又无法施展人生抱负的感觉。
当时很多人好心劝说我：“承包不是蛮好吗？背靠厂里，只要完成一定的承包额，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而一些心怀嫉妒的人则在背后说起了风凉话：“自己开公司虽然可以赚更多的钱，但风险也大！做人要知足，知足者长乐也，不要老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自己开公司有这么容易么？”
甚至还有人当面讥讽我说：“做人不能太贪心，否则人心不足蛇吞象，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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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为什么想自己开公司？
我有我的“苦衷”！
多年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忘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堂高等数学课上华罗庚的那段开场白：
“同学们：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建设‘四个现代化’少不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国家现在急需大学生，但目前中国的教育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位；每万人口中仅有11.6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九位。而你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你们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我同样没有忘记吴箐伟所长给我说的那段话：
“现在中国的主流仪表还是模拟电路的DDZ-II型单元组合仪表。这相当国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水平，因为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仪器仪表就停止了发展。”
“但国外发达国家不会等我们，现在已经发展了以数字电路为主的单元组合仪表，而1976年后，中国也开始发展数字电路的DDZ-III单元组合仪表，但困难很大，一直无法量产，而最近国外已经开始发展下一代的基于微型计算机的智能化仪表，可以说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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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够做点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开发的工作，设计出一种更先进的基于微型计算机的工业控制系统，并能够赶上国外的先进水平。
此外，我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将来我还要去摘取科学桂冠上的明珠。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我也希望多赚点钱，包括赚大钱，只是我有自己的理想，我从来都不愿意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工作。
之前，虽然承包和租赁给了我更大的经营权和分配权，但这只是打破了“大锅饭”，而承包/租赁合同带来的沉重的上缴利润条款严重制约了我去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开发。
再说，我的团队小伙伴们，包括我的“外援”们，吃了这么多年的“大锅饭”，现在好不容易能“开小灶”了，谁不想多赚点钱去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因此这些矛盾一直苦恼着我。
而如果我自己开公司了，在同样的销售收入情况下，不就可以省下本来承包/租赁合同中规定的需要上缴的利润，从而去做一些虽然不赚钱，但有价值的前瞻性的研究开发了——换句话说：去做我喜欢做的事而无须有太多的顾忌了？
因为即使研究开发失败了，我也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只需对自己的钱包说声“对不起！”就行了，这无疑解除了我做前瞻性的研究开发时因为担心可能的失败而产生的顾虑。
这是我为什么坚持要辞职自己开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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