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如此城府，连被李鸿章奉为恩师的曾国藩都败在其手中，又岂能真正为李鸿章所制？
不过形势比人强罢了。
最关键的一点还是李鸿章现在的权力、地位，以及掌握的资源远远超过沈葆桢。跟李鸿章合作还是有利可图的。
正如沈葆桢起初也是与曾国藩有很好的合作，还因此连升三级一样。
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关键点，还是在于李鸿章也确实比曾国藩有过人之处。李鸿章可没有曾国藩那样推崇义礼气节的书生习气，相反，倒是有几分“利”字当头的商人作派。大有跟着我混不会亏着你，挡我的路也绝对不会饶了你的意味。
一定程度上，通过曾国藩在沈葆桢身上吃的大亏，李鸿章是吸取了教训的。
所以，他与沈葆桢之间完全是互为利用的关系。大家再也不用讲什么国家大义，无非就是你得名我得利的双赢模式。
而一旦有了符合其所需名利的条件，沈葆桢是不介意给李鸿章背后捅上一刀的。
当然，比沈葆桢更想捅李鸿章一刀的大有人在。
比如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当然，沈葆桢和胡雪岩，也可以视为是一伙的。
当初西北绿乱事起，朝廷急调左宗棠调任秦甘总督的时候，左宗棠正在全力经营福闽船政局。左宗棠向朝廷举荐两人接替自己处理船政局事务，一个是沈葆桢，另一个就是胡雪岩。
按照左宗棠的建议，沈葆桢为船政大臣，胡雪岩为协办料理船政事务。也就是说，沈葆桢主抓大局，胡雪岩具体办事。
而沈、胡二人的合作，也堪称完美。
仅用了两年时间，黛青第一艘自主生产的轮船“万年黛青”号下水成功。万年黛青号首次试航，从福闽的马尾港一直行驶到翔津港。沿途之上，黛青人看到黛青自己制造的轮船真正下水航行，无不欢欣雀跃。万年黛青号出港及进港时，都引发了人们自发欢腾送迎，导致万人空巷。甚至连各国洋人也都参观，并在全世界争相报道此事。
沈、胡，二人都是有能力的人物，而沈葆桢一向不容易与人合作。他之前和曾国藩的合作简直可以用“定时炸弹”来形容。而除了与李鸿章有比较良好的互相利用，真正能够保持长期合作的，那就得说是这位胡雪岩大人了。
之所以能够与李鸿章合作得好，是因为李鸿章是一个讲究名利的官。而为达到自己的终极目的，他完全可以让出一些好处，甚至主动送上一些好处。李鸿章交结官场，某种程度上就像商人交易一样，纯粹的互为利用。
曾国藩当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太“圣化”，总以为别人像他一样是“单纯”的为了忠君报国爱民，因此他始终不能意识到沈葆桢表面的一切“壮举”，本质上全部都是为了名利而已。当然，最后曾国藩应该是想明白了，但是他也已经彻底受够了沈葆桢这种人，彻底与之绝交。
而沈葆桢之所以可以与胡雪岩长期共事成功，是因为李鸿章只是一个有商人气息的官，而胡雪岩则是一个纯粹的穿着官衣的商人。
所以胡雪岩一下子就知道沈葆桢的所求所欲，更懂得如何与之各取所需。而两人又都是有大本事的人，只要模式对了，利益点达成了，当然也就事半功倍。
不过，既然沈葆桢所求的是名望和影响力，那么显而易见，披皮官衣的商人胡雪岩所求的，就是纯纯的商业利益了。
商人图财，官员操权，本属正道。奈何以商入官，官借商利行事，商借官权谋财，如此官商勾结，看似光鲜亮丽，其实却是由祸患而生的更大祸患。财富和权力都缺少合理健康的发展模式，而欲望和需求又要求必须有所作为。这就好像一个人明明身体虚弱，需要静养滋补，结果却盲目使用烈药刺激兴奋，造成一时的精力旺盛，进而放纵情欲，及时行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哪怕胡雪岩确实是以商助官，助的又是左宗棠这样的一心为国的忠臣良将，结果也一样是大大的不妙。因为，商人的噬利性，是没有穷尽的。
左宗棠遇到胡雪岩的时候，胡雪岩就已经在给他下套了，然后几乎是套了他一辈子，甚至差点毁了左宗棠的一世英名。
二人首次相遇是在咸富十一年的十二月。
当时，左宗棠刚刚因曾国藩的举荐被朝廷任命为“江东巡抚”，全权掌管江东一省的军、政大权。而胡雪岩则以候补道台的身份，由前任江东巡抚王有龄派为委办粮械、总理漕运。此时的胡雪岩刚好在各地征收粮草归来，专程来向左宗棠报到。
就在一个月前，胡雪岩还在竭尽全力想要进入杭州城内，向前任江东巡抚王有龄交差。正是王有龄派他出城征收粮草以解杭州城断粮之危。可是在他搜集到了足够粮草之后，却发现已经根本进不了城了。
那一刻，胡雪岩第一次见识到了财富和权力的弱点。
再多的钱粮，再大的权力，面对不受自己影响的外部军事力量的阻力时，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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