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已经像候鸟习惯迁徙一样习惯搬家，并且从不会在搬家之后产生失眠、焦虑等诸如此类的不良反应，但这一次的情况却没有和以往雷同。
躺在长宽各两米的双人床上，不管往左还是往右都需要至少翻三个身才能掉到地上，让我觉得空空荡荡。左翻翻右翻翻，就失眠了。凌晨四五点，终于成功入睡，可大脑依然无法休息，立刻做了一个梦。我有一个印象，觉得这个梦的情节很是曲折离奇，但遗憾的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仅仅只能记住这场梦境的两个简单场景。
首先是一座巨大的落地窗，风一吹，鹅黄色的窗纱飘得很高，露出对面蓝色的大海和白色的沙滩，几只海鸥贴在水面上晒太阳，环境很适合正在搞对象的男女朋友追逐嬉戏。沙滩正中裸露出一块肥沃的绿地，开满了水仙花。虽然我对沙滩上究竟能不能种出水仙花这个问题还有所怀疑，但在那个场景里，这一片长在沙滩正中的水仙花还是开得很茂盛的。
水仙花旁边立了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蓝格子衬衫搭乳白针织毛背心，黑色仔裤，马尾高高扎起来。少女左边两米远处，一个穿深色V领毛衣浅色休闲长裤的男人正握着一根足够长的棍子在沙滩上画什么，微微低着头，姿态优雅沉静。
虽然空气的可见度很高，与C城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和他们相距太远，始终无法辨别那两人的样子。直到旁边不知道谁递给我一个望远镜。我满心欢喜接过来一看，镜头里却只有随风起伏的水仙花和阳光下金黄色的海浪，男人和少女都没影了。耳边响起一个声音：“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很不般配吗？”
我想人家般配不般配gan你什么事呢？
下面又发生了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接着是第二个场景。我坐在海边，光着脚，脚下是冰凉的海水和柔软的细沙。远方海天相接的地方停了几艘勘探石油的轮船，潮湿的海风吹得我简直不能稳定身形。
我心情悲痛，抱着双腿，蜷缩得像一只基围虾，而且在哭。一场大雾忽然毫无征兆地落下，天空瞬间失去颜色，我冷得发抖，边哭边说：“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我还来不及，什么都来不及……”在那个场景里，我反复说着这几句没什么逻辑关联的话，就像是被上足了发条，必须等到发条转到尽头才能停止。
我哭了很久，其实整个过程都哭得很莫名其妙，所以一直在寻找原因。而当眼前的一团浓雾终于渐渐散开，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我，那个人死了，死于西非塞拉利昂的内战。虽然直到被闹钟吵醒我也没反应过来那个人是谁。但即使在梦里，那种感觉也很清晰，我难过得快要崩溃了，这滋味只有十八岁那年的那个夏天可以匹敌。那个人的名字在记忆中始终难以搜寻，简直比沦落风尘的处女还要让人觉得诱惑神秘。有一瞬间，我觉得我要想起来了，要脱口而出叫出他的名字了，但这时候，闹钟响了。我清醒过来，骂了声“靠”。
上学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忆这个梦的细节，预感它是个有潜力的素材，稍加润色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投稿给《知音》，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塞拉利昂的内战哟，一段可歌可泣的×情被你残酷埋葬》。×情可指代亲情、友情、男女情，甚至男男情和女女情，视市场偏好而定。
上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两门课全被我用来构思小说，下午没课，我得以将创作阵地转移到电视台办公室，户外天寒地冻，此地正好有空调。
稿子写到一半，周越越打电话过来，说何必何大少诞辰二十七周年，今晚六点于玉满楼宴请四海宾朋，她拿下了两桌，让我准时过去，顺便再捎带七八个能吃的同学。
何必何大少是周越越的前男友。
据说那年周越越刚上大四，从新校区搬到老校区，宿舍不能及时联网，她逼不得已只好走出书斋，放眼大千世界，报了个电吉他培训班，聊以打发时间。
何大少是她同班同学，不知道怎么就好上了，确定关系了。而当周越越爱意渐浓时，却发现何大少和教他们电吉他的有夫之妇有一手，自己原来只是他们这段婚外恋的挡箭牌。周越越一怒之下就和何大少割袍断义了，特别实在的割袍断义，说分手那天晚上何大少激动得把周越越衬衣袖子都扯下来半只，结果还是让她跑了。而这件事距今已两年余。
我说：“你是怎么骗到别人两桌酒席的？还是玉满楼那种销金窟。”
周越越说：“鬼晓得他怎么突然就打电话来请我。我不是不待见他吗，不想去，就随口说了句约好了跟朋友吃饭，十多个人，走不开。然后他就说让我把朋友全部带过去，他难得生日一回，就是图个热闹。靠，谁不是难得生日一回，难不成我们平民百姓还天天过生日啊。不过后来我一想吧，人家有钱人都主动要求我们穷人去占他便宜了，机会难得，不占够本简直枉费穷人一场，就答应了。但我这里就找到七个人明天有空，你看你那边还有没有谁能帮个忙出趟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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