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迁传回来的消息，前天便因伤重医治无效去世了……”
看着杨猛神色有些黯然，王亚樵想了想又接着说道：“按照您的吩咐，南昌的官绅一致要求胡廷干，延请中外双方对江召棠的尸首进行了验尸，据南昌的仵作查验，皆供据“洗冤录”，确系被人杀死，并非自刎。”
杨猛坐在观世音菩萨的像前，沉默了半响，然后才对王亚樵说道：“亚樵，你可知道我为何要求所有的特工乃至军官都要学习国术？”
“强身救国，杀敌御洋！”
杨猛：“按说眼下这个枪炮横行的时代，国术在正面战场上必然没落，但在很多敌后乃至暗夜中的战场上，国术却依然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往往一次暗杀或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就能挽回成千上万条性命，或许今时今日这作用还没有我说得这么明显，但在日后连年的乱世中，必将发挥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王亚樵点了点头，由衷地说道：“亚樵明白，例如这次在南昌，没有霍殿阁师叔的暗中保护，可能江召棠就无法把第一手的证据交给我们，而没有国术学员的千里奔袭，也无法从英法的封锁下，将东西送回上海乃至京城……”
杨猛转过头，轻轻地站了起来，拍了拍王亚樵的肩膀，“我本想教你暗劲之后的功夫，但你的基础有些薄弱，怕是难以成就一代宗师，但国术本是一柄双刃利器，绝非只有用在杀戮上一条路可走……”
王亚樵静静地看着杨猛，而杨猛却忽地停下不说，向外走出三圣殿后，这才在殿外重新开口，“高手比武，生死只在一瞬之间，你的心思反应都是上上之选，唯独身体的反应有一点迟钝，所以不如将心思用在特勤和情报上面。”
又走出了二十多米，眼见就要踏进藏经阁，杨猛又说道：“有时看似很小的一件事或一份情报，却能比正面战场上杀敌一百，更能唤醒国人心中的热血，将江召棠那些手迹和相片分批次送给上海《时报》和北京《京话日报》，另外再多洗几份，送给东京那边的《民报》和《新民丛报》，至于其他国家的媒体，找些青帮的马子故作神秘，高价卖给那些洋记者……”
十四天后，也就是1906年3月17日，上海《时报》刊登江召棠被刺后的照片以及部分手迹。
二十九天后，1906年的3月29日，北京《京话日报》第570号刊登了江召棠遗体颈部以上遇害部位血肉模糊的特写照片，而这被认为是中国报纸刊登新闻照片的第一次。
同时，上海《时报》自4月份起连续报道江令被害案，揭露王安之行凶杀人的凶残面目，五月中旬，该报登出江召棠笔迹照片一张。
占据了半个版面的相片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召棠写着的文字，“竟是逼我自刎，我怕痛，不致死。他有三人，两拉手腕，一在颈上割有两下”，又有一排小字云：“痛二次，方知加割两次，欲我死无对证。”用不容争辩的事实，戳穿了所谓江系自杀的谎言，使王安之杀害南昌县令江召棠的真相昭然若揭。
法驻京公使吕班，派三等参赞端贵为代表，与清廷所委直隶津海关道梁敦彦，同往南昌查办，等端贵抵赣后，歪曲事实，硬是不承认江令为被王安之所刺，只是提出惩凶、革官、赔款等无理要求。
面对媒体的铁证和洋人的无理要求，清政府仍是奴颜卑膝媚外求和，完全顺从帝国主义的摆布，不单逮捕“闹教”群众七、八十人，还将龚栋等六人正法，十三人监禁，十二人罚作苦工，又将保护教堂不力的江西巡抚胡廷干撤职，布政使周浩查办，按察使余肇康交部议处。
6月20日，由清朝外务部出面，与法国公使签订了《南昌教案善后合同》，赔款白银四十五万两，以此来息事宁人，并定以“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到天主堂，与法教士王安之商议旧案，彼此意见不合，以至江令愤急自刎。
乃因该令自刎之举，传有毁谤法教士之讹，以致出有二月初三日暴动之事，中国国家已将有罪之人惩办”之语，致使弥祸定乱、救民保民而为国捐躯的江召棠蒙受奇冤。
连番旨意和令民众齿寒的举措之后，不单国内百姓一阵高声哗然，就连原本还对清廷抱有一线幻想和希望的缙绅地主阶级，终于也在这种难以理解的软弱下渐渐地死了心。
打不过不可怕，可怕的是连打的勇气都没有。
又过了些日子，江西民间渐渐传出江召棠本是多闻天王降世的传闻，说他因护持万民而遭魑魅魍魉兵解驾万民伞回归佛国，清廷已经腐朽至根部，再无中兴之可能，就连佛门四大天王也一一弃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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