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很多正史不记录的东西会出现在《左传》这一本书之内，问题在于史书它就是史书，《左传》更像是街头巷尾传的小故事总汇。
《左传》的作者叫左丘明，乃是春秋末期生人。
左丘明曾经担任过鲁国的史官，相传是根据《春秋》而作了《左传》，又使得《左传》有《左传春秋》的名字。
真正让《左传春秋》有一些分量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左丘明解析孔夫子改过的《春秋》而作，第二个是左丘明后面又着作了一本《国语》。
比较令人意外的事情是，到李唐时期有人认为《国语》可能是西汉的刘向校书所辑，或者是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续编成。简单说就是怀疑跟《尚书》的性质一样。
关于《尚书》这一本着作，它是西汉武帝学阀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出现，鲁恭王刘余从孔夫子旧居墙壁给扒了出来，又有孔夫子第十一世孙孔安国跳出来作证，说确实是孔夫子的着作。
在当时《尚书》是不是孔夫子的着作并没有被定性，至少没有得到西汉朝廷的认可，学术界承认的人也是极少。
要结合时代的背景去看历史。
主要是《尚书》出现的时机非常不对，那个时候公羊学派全面占优，谷梁学派是公羊学派的主要对手。
想要取代公羊学派的谷梁学派搞学术作假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因为孔安国是谷梁学派的一份子，他胆子够大拿自家祖宗作伐，可以说是为了谷梁学派而牺牲。
到了李唐时期有人说《国语》也存在学术作假，其实就是当时政局不稳定，有人需要某种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互相之间可不就要质疑“证据”的合理性了嘛。
到近现代，一样有那种情况，各种主义对立，能玩的招数都给玩了个遍，文斗不行就武斗。
讲那么多，其实就是必须对《左传春秋》的一些内容持迟疑态度。
既然连《左传春秋》都能够出现作假或谬传，更没有权威性的《庄子》是不是也能呢？
这样一来的话，在《庄子》记载中的盗跖，这个人不见于同时代的其余国家史书，怎么偏偏就《庄子》里面有记录？
盗跖是谁？根据《庄子》的内容，曰柳下跖（盗跖）。相传是一名出生在柳下村的人，后来成为了奴隶。
跖这个字，它便是赤脚的意思。
庄周写柳下跖这个人，称呼可能就不是名字，指出来历与身份而已。就是：某个人来自柳下村，他是一个赤脚奴隶，也就称呼为柳下跖。
在《庄子》的记载中，柳下跖在鲁国领导了一次起义，时间约在周元王元年（前475年）。问题是同时代的列国史书，包括鲁国自家的史书，皆是没有提到鲁国有发生起义啊？！
根据庄周所写的内容，柳下跖的起义可不是被限制在了一地，他们走到哪都烧杀掳掠，尤其是走到哪就将人吃到哪。
注意了！
柳下跖领导的这一支武装团伙极其残暴，他们吃人，大肆地吃人！
他们不止吃人，柳下跖还带着他们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一直流窜，一度威胁到了晋国的东南部。
新的疑问产生，若柳下跖领导的队伍大肆吃人，他们还威胁到各个地方，怎么会只出现在《庄子》这一书中，不见于列国的史书之中呢？
庄周是周烈王七年（前369年）生人，他笔下的柳下跖是在周元王元年（前475年）发动起义，那个史书不是谁都能看，没有广播、电视、网络的时代，从哪知道有柳下跖起义这么回事啊？
素闻庄周喜欢做梦，想来又是如“梦蝶”那般，柳下跖的事情是在发生在梦中了。
整个春秋时代，只有庄周在《庄子》一书中有关于起义的内容。
根据庄周自己的写法，柳下跖的性质根本不叫起义。
毕竟，哪有起义是走到哪都烧杀抢掠，尤其是还走到哪都吃人的呢。
楼令的知识库里面，第一次正式的起义是发生在秦末。
关于秦末的那一次起义，性质上面也在网络中变了好几次，从陈胜吴广起义是为生民请命，到后面认为陈胜和吴广是野心家曲解了“秦律”的这一种定性。
讲陈胜和吴广曲解秦律是因为后面又有文物出土，证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抵达徭役地点不用死，乃是沦为几年的“城旦”或“罚甲一副”这一类的惩罚。
不管怎么去定性陈胜吴广的起义，他俩的那一声呐喊，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八个字，确确实实是颠覆了古典时代，以及影响了华夏文明后面的历史。
真要进行某种定性，其实就是唤醒了反抗不公的基因，使得一应统治阶层无法再为所欲为地作威作福了。
在那八个字没有被喊出来的时代，楼令因为是特权阶级的一员，日常过着黎庶无法体会的生活，也能够理所当然地作威作福。
因为楼令是晋国的中军尉，接下了来自一国之君的任务，随行一众人中有公认的国君宠臣，无论是从常理还是法统，一切都在为楼令的作威作福进行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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