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的话让刘晋戈和任堂都精神一振，挺直胸膛向邓名看过来。
“首先我还是得责备你一句，你这个政府办得太糟糕了。”邓名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也是希望刘晋戈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欺压农民的事情。
“是，卑职忘本了。”刘晋戈闻言又露出一些羞愧之色。他自小就从父辈那里听过不少农民的悲惨故事，但等当上了成都这里的提刑官后，刘晋戈优先考虑的就是如何保证成都的军需，如何维持提刑衙门的利益。
“我不是说你忘本，我是说你这个政府办的和以前没有区别，不就是征粮，不交粮就打板子么？这谁不会干？随便谁都能胜任，我还让你来管都府这里的事吗？”
这几天邓名打听了成都周围百姓的情况，在他看来，刘晋戈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传统的官府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要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邓名又该以为刘晋戈也是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未来人了。
刘晋戈惭愧地连连点头，但任堂不答应了：“先生这话不对，什么叫谁都能干？县令要科举出身的人才能胜任。”
“进士就有什么出奇之处么？不缴粮还是打板子。审案的时候先把疑犯打一顿，问不出结果就再去抓一个疑犯，再打一顿板子。”邓名笑着摇头道：“这一套做法，技术含量太低了，不用进士，就是目不识丁的人有两天也都能学会了。”
“那先生来说一个连进士都不会的好了。”任堂感觉邓名正在羞辱士人这个阶层，生气地嚷道：“刚才先生不是说有什么好办法，收税又轻还能征粮吗？卑职洗耳恭听。”
“要是我说不出来，谅你也不服。”邓名哈哈大笑，从怀里掏出几张纸片。这几张纸片都是长方形，上面画着不同的图案，四角上都写着相同的数字，这全是他最近几天画好的：“这是欠条，最大面值一百元，最小的一元。这次刘兄弟和刘帅他们多收的粮食，我还不起，只能先欠着。马上找人制造木版，印刷这种欠条。”
“先生到底要发多少欠条？”刘晋戈听说邓名居然要印刷欠条，不禁吓了一跳。
“这是宝钞么？”任堂的反应远比刘晋戈快，已经察觉到了邓名的用意：“这个‘元’，与银两如何折算？”
“类似宝钞，但是不同，这个元也不与银两兑换，而是和粮食兑换。农民每给我一石粮食，我就给他一百元。每个有十亩地的农民，每年就要交给我一百元的保护费。从此以后，我的保护费尽可能不收粮食，而收这种欠条。不是总有人说路上搬运会有损耗么？好吧，以后农民不用给粮，每亩地给一张十元的欠条就行了，这欠条总不怕磨损吧？稍微磨掉点角，我一样认得出来。”
考虑到这个时代的识字率问题，邓名仔细斟酌了不同面额的欠条上应该用什么样的图案。他首先让任堂仔细看一百元欠条上的图案，那是一石米；接下来是十元面额的欠条，上面画着的就是一个斗，一元的就是一个小米升；五十元意味着半石米，就是一百元的图案被从上到下整齐地切开，只留下了两半。不同面额的欠条，颜色也有区别。
“先生的意思是，以后可以用欠条完税。”任堂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此一来，一百元就永远等于一石粮食，不会和宝钞一样变成废纸。不过，今年我们要给农民的欠条，就够他们未来很多年完税所需了吧？若是这么办，岂不是未来几年我们一石粮食也拿不到？”
“这个只是税而已，但是农民可能会把手中的一部分粮食换成欠条，除了种子粮和保命粮以外，只要他们认为欠条比粮食更有用，就会不停地到我们这里用粮食换欠条。”邓名一直认为，发行纸币是近代国家的重要财源之一，起码也是相当可观的第一桶金。
看到任堂和刘晋戈脸上都有怀疑之色，邓名知道他们还是不相信老百姓会用真正的粮食来换自己手中的欠条，就启发式地提问道：“你们想想，如何才能让百姓心甘情愿地用粮食来换欠条呢？”
任堂和刘晋戈都绞尽脑汁地琢磨了半天，但最后任堂一个办法也想不出来，而刘晋戈认为除了使用板子没有任何办法，而用板子显然不能叫做心甘情愿。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邓名抓住机会打击了一下两人，在他的理解里，所谓遣将不如激将就是这个意思：“听说有些从建昌来的云南人，他们还有亲人在庆阳王那里，如果他们想把亲人赎出来，需要自己运五十石粮食去建昌换人，对吧？”
“是的。”刘晋戈也听说过这件事。
“如果我说，你给我五千元的欠条，我帮你把人要回来呢？”邓名轻笑了一声：“自己一个人运五十石粮食去建昌，这谈何容易？有没有拉车的牲口？要多少大车才能拉去？还有路上的损耗，沿途官吏的讹诈，最后没有个七、八十石下不来吧？这个事老百姓心里也有数，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讨价还价，只能建昌那里说多少就是多少。而刘兄弟不同，都府可以和建昌那里讨价还价，完全可以把价格压低到三十石一个人，甚至更少。而且都府运去的粮食，路上损耗要少很多，又有谁敢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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