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知府衙门。
最近熊兰行长和刘晋戈知府屡次爆发激烈争吵，衙门的官吏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只是今天的猛烈程度远超以往。
欠条升值现象仍在恶化，现在粮价一直徘徊在八十一元一石上下，距离八十元兑一石粮的“粮官生死线”只有一线之差。人口仍在继续涌入成都附近，除了更多的浙江人、湖广人和他们的家属外，今日抵达的还有嘉定州的居民——狄三喜带领军队返回建昌时，在嘉定州停留时间较长，成都这里的情况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嘉定州。
本来成都设在嘉定州的官府基本只有一个驿站功能，很多年都没有从附近收税了，但短短一个月内，它的功能就变成了流民问讯处，由于没有地方官府，嘉定州附近的百姓就都跑到驿站，向驿卒打听成都的政策。
本来很多嘉定州的百姓就是为了躲避川西战乱而逃难去乐山、峨嵋山一带的，得知成都有大量粮食，并在积极恢复生产后，不少人都生出了返回川西的念头。目前很多人还在观望，毕竟明廷的形势危如累卵，除了清军入侵成都的危险外，大家谁也不敢说邓名就一定不会食言，又把百姓都编入军屯。
现在返回成都的都是生活最困苦、胆子最大的一些百姓，促使他们最后下定决心的还是从重庆开来的粮船。看到大批浙江人带着一船船的粮食驶向成都后，嘉定州的百姓终于有人忍不住赌上一把，搭上这些过路船跟着一起来到成都。
越来越多的人员流入，让欠条变得更加紧俏，既然一切都需要欠条，新移不但民努力收集欠条以购买第一批家用外，也都想尽可能地储蓄一些；至于本地居民，除了每个人必定要留下的二百元外（用来预备二十亩土地的赋税），他们也和新移民一样需要储蓄，以备将来购买工具所需。
“三万个同秀才，几乎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开垦二十亩以上，这样他们就要存下六百万元的欠条。新来的人，他们大都认为自己今年鼓捣出十亩土地没问题。不算还没到的人，仅仅现在到的一万五千多人，他们也要存一百五十万元。这些加起来就是七百五十万，是他们藏在床底下、死活不会拿出来的欠条。”虽然才当上行长一个月，熊兰现在计算已经非常熟练，口算、心算的能力每天都有新的提高：“农具、生铁、食盐的价格无不大跌、特跌！眼看东西越来越卖不出价，从商行到农民，人人惊恐，商行拼命地存欠条，以备将来还款和交纳店铺租金，舍不得用来购买原料——他们觉得或许以后能买到更便宜的，不愿意多雇人手——担心物价继续下跌，认为雇工钱也会继续降……”
粮价既是熊行长最关注的，也是知府衙门唯一出力控制的，所以价格波动还不算太离谱，而铁矿、食盐都已经跌到一个月前的半价左右，农具暂时因为极度紧缺还没有价格严重下滑，但购买的人也明显减少——现在很多人宁可用木制的农具凑合一下，也不想把宝贵的欠条脱手。
价格的下跌同样严重打击了商行的士气，不少人暗自一算账，囤积欠条的收益并不比从事工业制造的收益低。而且每天都有新的移民抵达成都，欠条升值的趋势看不到尽头，一方面大量的新移民迫切地想打工获得欠条，另一方面各个商行却死死捂着银行给的贷款，不愿意拿出来雇工扩大生产。
砰！
熊兰越嚷嗓门越大，他愤怒地一拍刘晋戈的办公桌：“不少地方又开始以物易物了，这种交易我们衙门是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收益的。看到税款流失，刘知府不心疼么？提督让你负责官府，放着这么多钱没挣到，刘知府你不觉得有愧吗？”
砰！
现在两个人每次吵架时都会如斗鸡一般地面对而立，刘晋戈也是一巴掌拍在桌上上：“那熊行长你倒是印欠条啊，你只发了一千五百万的欠条，其中被攥起来不用的就有小一千万，那当然不够了！”
砰！
“别人也就是攥着几百元而已，刘知府你一攥就是几百万啊，百姓手里现在存着大概八、九万元的样子不敢花，就是因为刘知府你手里攥着几百万欠条要发国难财！”
熊兰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头几次刘晋戈哭穷的时候他被糊弄过去了，后来熊兰越算账越感觉不对，就派人去刘曜等处询问，问刘晋戈到底给了他们多少欠条；还到每个亭去问，问知府衙门给了他们多少工钱和经费。收集好资料后，熊兰就让银行的手下帮知府衙门算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熊兰发现刘晋戈手里至少有三百万以上的欠条，显然知府衙门是憋着要在这次价格风波中大捞一票，而刘知府就是成都最大的欠条囤积犯，刘晋戈领导的知府衙门就是最大的投机倒把集团！
砰！
“什么叫国难财？提督说了，政府最大的工作就是挣钱、收粮。”半个月前被熊兰戳穿后，刘晋戈倒也不再抵赖，而是承认下来：“既然有八十元一石的粮食可收，我为什么要用一百元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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