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眼下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官员和百姓都在享受难得的假期，以及平时舍不得享用的美食。川陕总督李国英也趁着这个机会四处活动，希望辅政大臣能够体谅他的难处，同意从重庆撤兵。
虽然一开始朝廷坚决不同意从重庆撤兵，但看到李国英再三上奏苦苦哀求，而且不顾体统和身份地替朝廷分析坚守重庆的利弊后，就是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们也都被感动了。虽然很不满意李国英在奏章中公然削朝廷的面子、拆朝廷的台，但太皇太后看完李国英恳请入京对奏的奏章后，也对左右官员轻叹一声：“李国英这个奴才还是忠的。”
虽然李国英讳败为胜，每次战败后都竭力推卸责任、怨天尤人、拼命夸大敌人的损失，但和近代国家不同，专制国家对忠诚的要求是很低的。就好比在邓名前世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给道光的奏章中同样是竭力隐瞒战败的消息，用清军的大捷来让皇上开心，导致道光对英军的战斗力和清军的实际水平一无所知。在前线已经溃不成军的时候，道光还以为清军正在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搁在近代国家，如果前线指挥官这样办事，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但在专制的国家里，林则徐即使这样做，仍然是道光皇帝忠心耿耿的好臣子，因为他没有彻底的颠倒黑白，没有和英军指挥官称兄道弟，也没有在报捷的同时把一车车的赎城费往英军营地里送。
在忠诚链下，臣子、奴才的荣辱都系于皇帝一身，如果不让皇帝开心就别想把差事干下去，就会被更敢于撒谎、更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同僚顶替。明君就是能够从普遍撒谎的臣僚中挑选出那些不但会撒谎也会办事的人。而道光之所以是昏君，就是他轰走了撒谎程度较低的林则徐，却换上了撒谎肆无忌惮的人。
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都是从关外打进北京，显然比从小就深居紫禁城的道光要明了世事，他们尽管对李国英有些看法，但还是能意识到此人可用。
在同意让李国英来北京奏对的时候，辅政大臣已经有意批准从重庆撤兵，只不过朝廷大张旗鼓地援兵四川，为此拨给了大批粮饷，还从山西抽调了巨额的人力，将来要是追究责任谁来承担？既然李国英这么忠诚，那也就不用另找别人了，川陕总督回京奏对，朝廷出于对最掌握实际情况的一线负责人的信任而同意撤军自然是英明之举；而将来要是被亲王派借题发挥闹出大风波的话，也可以把责任往李国英头上一推，就说朝廷支援四川的决定没有错，其后的四川局势也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李国英这厮贪生怕死，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居然狗胆包天入京奏对。朝廷不过是一时不察，轻信了这个外表忠厚、心怀奸诈的狗奴才的话，断送了四川的大好局面。
在来北京路上的时候，李国英也猜到了故事的前半段，在他看来这是朝廷重视自己意见的表现。而既然朝廷愿意倾听自己的声音，那说服朝廷放弃重庆应该就不是什么难事。初到北京的时候，辅政大臣的口气也都显露出了明显的松动，没有人打算在重庆问题上固执下去。之所以不能立刻形成决议也很容易理解，那就是朝廷希望慢慢来，先把风声透露出去一点，然后突然把这件事办成——不是正要收拾山东造反的于七吗，连借口都是现成的，打到一半的时候就说兵力吃紧，为了京畿安全暂时放弃支援重庆，等扫平了山东乱党后，大家都装作想不起来让军队重返渝城就可以了。
李国英是清廷的忠臣，既然从辅政大臣口中听到了如此这般的暗示，也就安心等待，绝不催促，以免让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下不来台。
可最近两个月风声渐渐又变了，随着翡翠来到北京，北京的满洲太君都知道西北有个重镇叫重庆，四川巡抚高明瞻且屯且战，在与叛贼的交战中还能缴获不少珍宝。
既然重庆成了八旗老少爷们的关注焦点，辅政大臣就开始环顾左右而言他，再也不提撤兵一事，反倒一封接着一封八百里加急往重庆送信。每次使者回来的时候，不但王公大臣常常有份，连跑腿的信使都能发笔小财。随着翡翠、宝石做成的首饰戴上格格们的手腕，或是被满洲太君抓在手里玩赏，李国英就发现他越来越不受北京官场的待见。
今天李国英一早就等候在遏必隆大人的府邸外，听说是川陕总督专程来祝贺正月十五佳节，辅政大臣倒也没有让他久等，遏必隆的管家还亲自到门口迎接，双手接过了李国英的礼单。飞快地把礼单扫了一眼后，管家脸上不动声色，含笑把李国英领到遏必隆的书房门前。
向辅政大臣请安后，李国英很快就切入正题，又旁敲侧击地开始询问什么时候能正式批准重庆的守军撤离。遏必隆闻言立刻敛去了笑容，严肃地看着李国英：“你总督川陕这三年以来，朝廷向重庆投入了大量的军饷，几次询问你有没有解决四川大军自给自足的办法，哪怕是稍微减轻一些朝廷的负担也好，但你始终拿不出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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