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得知吴三桂以陈妾被掠为理由，第一次背叛大顺，回师袭取山海关后，李自成命令唐通带领和他一起投降的居庸关兵马，并四万白银的犒劳，以及吴三桂父亲的手书赶赴山海关，从而引出了巩焴叙述的第二次投降。
吴三桂把山海关移交给唐通后，和李自成派去的使者一起向北京进发。在第二次投降后，吴三桂在永平等地张贴安民告示，宣布他是“帅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邓名听到此处，才明白自己把吴三桂的两次投降混为一谈，以陈圆圆为理由的叛变，原来是发生在第二次投降之前。
“当看到吴贼交出山海关，沿途张贴榜文后，使者以为大事已定，见距离北京已经不远，就急忙回北京向皇上报喜。使者四月三日夜，在吴三桂扎营沙河后离开他的营地，回到北京已经是四月四日早上。当时老夫亦在其侧，皇上闻报后重赏了使者，以为山海之事已经完全稳妥了。”巩焴虽然没有明说，但邓名已经听得出来，这个时候大顺君臣对吴三桂的轻视已经达到了顶点，自认为已经消除了吴三桂所有的忧虑，而且只要陈圆圆在手，就可以迫使他来投降——因为这时李自成集团的人认定吴三桂是一个胸无大志，而且贪图女色到极点的粗鄙武夫而已。
“四月五日，有人报告皇上吴三桂又一次叛回山海关时，皇上还责备了报信的人，说他们糊涂，竟然把三月二十五日的事情当做刚发生的事情报告。更让皇上生气的是，地方上的反应迟钝，军机大事竟然会拖延这么久——直到朝廷做出了反应，再次劝降了吴三桂后才报告。当时皇上痛斥牛平章，问是不是他的手下觉得天下已定，就可以怠慢疏忽了，这要不是朝廷另有能干忠勤的官员，岂不是要耽误了大事？当时牛平章也只有告罪，称一定会严责部下，让他们不要怠慢王事。”巩焴叙述到这里，已经是叹息声连连。
“没有人想到吴三桂又叛变了，而且是和几天前一模一样的行动。”邓名问道。
“谁能想到啊？”巩焴苦笑一声。李自成的使者前脚离开，吴三桂四日就在沙河大肆掳掠，然后星夜返回山海关，击溃了毫无防备的唐通，第二次全歼了大顺驻扎在山海关的军队。
在这次叛变后，吴三桂发出了那封着名的檄文：“我父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子安能为孝子，桂与父决，请自今日。”也正是这篇檄文，为吴三桂赢得了南明广泛的称赞。邓名不禁想到郑成功与郑芝龙决断的那封信，其中也有模仿吴三桂这篇檄文的迹象，因为直到那个时候，南明士林居然还普遍认为吴三桂有很多苦衷，是迫不得已。
“直到四月六日，山海关再次被吴贼袭取的消息传来，皇上才大惊失色。”巩焴告诉邓名，当李自成发现自己被吴三桂用同样的办法两次欺骗，导致前去接受山海关的大顺军队两次都因丧失警惕被吴三桂消灭后，才在震怒中把吴襄下狱：“皇上决议不再劝降，而是兴师讨伐吴三桂，彻底打垮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理所应当，”邓名自问若是两次被骗，那也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尝试第三次，也一定要为被偷袭的将士报仇，但他刚才清楚地听见，巩焴说过还有第三次：“后来又出了什么事？”
“六日皇上把吴襄下狱后，立刻传令北京周围的众将，命令集结兵马、储备粮草，准备亲征山海关，出征日期就在七天后的十三日。”说到这里巩焴又是一声长叹：“可就在十二日那天，辽东的紧急军情送到了北京。”
“是什么？”
“谍报，鞑子于初八日从沈阳起兵，意图从居庸关入寇。”这个情报改变了一切，李自成在接到报告的半个时辰后，就再次下令释放吴襄，并提前一天出兵：“除了吴襄以外，皇上还下令把崇祯的太子，吴三桂的陈妾都带入军中。”
“闯王视鞑子为首敌，所以再次犹豫了，又一次动了劝降吴三桂的念头。”听到这里，邓名哪里还能不明白，不过在出兵的时候，李自成对下一步形势会如何演变也没有把握，所以把他认为对吴三桂对重要的人都带在军中。巩焴等人认为局面可能有四个发展方向：清兵从居庸关入寇，吴三桂中立，那样在挡住清军后可以挟胜势威逼困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或是，吴三桂向多尔衮借兵，在居庸关清顺对峙的时候提兵与清军汇合，那样的话就需要利用吴三桂重视的人质威胁他；第三种可能就是吴三桂趁顺军主力开往山海关的时候回师北京，这种情况下也需要这些人来让吴三桂投鼠忌器；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吴三桂和清军达成协议，引清军从山海关入内地。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吴三桂都是最关键的人物。
“是的。”巩焴点点头。
李自成十二日提前离开北京，并非直奔山海关而去，而是先到通州，然后兵发密云，指向的是居庸关而不是山海关！因为多尔衮九日从沈阳出发后，走的也不是锦州、宁远这条辽西走廊，而是向西进入漠南蒙古控制区，同样是以居庸关作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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