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厅内农民百姓情绪高涨，东方破继续道：“自从大明朝建立以后，天下百姓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农业增产了，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依然还有很多父老乡亲们没有摆脱贫困，这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我们经历过伪元朝的黑暗时代知道：我们能有现在的好日子，是因为我们听洪武帝的话，坚决跟着大明朝廷走，才能被拯救。刚开始那几年，有许多父老乡亲们要求朝廷帮他们组织管理。可是天下这么大，百姓这么多，光靠朝廷怎么能忙的过来呢？所以洪武帝就委托我们风流院协助百姓们解决问题，于是我们风流院特意下开了一个风流田产，专门处理百姓们的种田问题。”
这时，一个年轻的农民站起来问道：“掌柜的，我觉得我们就算自己种自己的也能富起来。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只要‘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知足了。”
听罢，厅内渐起笑声与附和声，看样子都同意这个说法。东方破早有了应对之策，反问道：“父老乡亲们：难道大家只靠自己，一家一户地单干，真的靠得住吗？”
见面前百姓没有反驳，东方破继续道：“大明建朝已经八年，八年前大家都有了差不多的田地。现如今八年过去，又有多少的父老乡亲手上的田地一毫一厘都没变过呢？”
厅内百姓又沉默了，东方破诚意满满道：“就拿洪武元年、洪武二年来说，仅仅咱们扬州府，就有一百三十九户出卖田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八；共出卖田地四百一十亩，占总亩数的百分之二点八。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田地买卖逐年增加，仅扬州府登记的：洪武三年有一千七百九十二件，洪武四年有一万零五百零五件，比上年增加六倍；从洪武五年一月到十月竟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八件，比洪武三年增加了九倍多。田地买卖普遍发生，这说明大家在建朝以后又开始向穷富两极分化，田地又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不少人却重新丧失了土地。”
一位看起来比较斯文的农民站起来问道：“掌柜的，俺想问一下，那我们为什么会向两极分化呢？”
另一位衣服较新的农民坐在那里回道：“大明建朝时一样分的地，你穷了我富了，原因是：一个好吃懒做，一个起早贪黑。”
东方破见没人补充，接道：“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对不对呢？继续拿咱们扬州府来讲吧。在洪武五年的卖地户中，因为婚丧的有六百二十六户，因为疾病的有一百八十九户，因为自然灾害的有三十二户，因为缺乏劳动力的有一百五十七户，转业的三十七户，懒汉只有十户。由此看来，绝大多数的卖地户不是因为好吃懒做。而是因为一家一户的单干扛不住天灾人祸，不得不把建朝初期分到的田地卖掉。”
“咱们小老百姓，一家一户的单干，规模小，家底薄，力量分散，因此无法抵抗自然灾害的打击。许多招灾减产的父老乡亲们，为了度过生活上的困难，不得不去借债，甚至把田地卖掉，去打短工，当长工。除了灾荒，还有疾病和死亡。一家单干户，不用说是死人，就连生病都经不起。真是‘三场病，一场空’。”
有个农民听到东方破说到这，眼睛止不住流泪，站起来道：“掌柜的，您这说的在理。我在伪元朝那会儿是雇农，洪武元年时，朝廷分给了我十三亩田、一间房、一张床。洪武三年时，我把手里的田产交给风流田产统一管理，平均每亩收六百斤谷。洪武四年时，我从风流田产那里要回了自己的田地。那年农忙时，老婆病倒了，稻子没有及时种上，这年少收了一半。缺了两个月的口粮，欠债八十文铜钱。利上滚利，洪武五年，欠了一百三十多文铜钱。卖掉洪武元年分来的那些家当，自己又打零工去了。就这样一场病，穷倒了。”
“是啊。”东方破赞同道：“这位朋友已经说了他自己的情况，想必大家也有单干苦更多的。大家虽然在洪武元年中分得了田地，但是普遍缺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甚至还缺少口粮。父老乡亲朋友们的力量本来就单薄，很难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一位农妇站起来道：“掌柜的说的在理。像我们这些单干的，顾了家顾不了地，顾了吃就顾不了穿。为了维持生活，往往要出去做工。在农忙时放弃自己田里的农活，去给别人干活。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因为没耕没锄，误了农时而减产失收，更不用说遇到天灾人祸了。”
刚刚那衣服比较新的农民又站起来道：“我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好一些，还有三十亩地一头牛，但是单靠我们一家一户的经营，想要扩大收获也有许多困难。”
“是啊。”东方破也道：“父老乡亲们其实都是普罗大众，可是一家一户单干，各人只为自己打算，不顾别人利益，甚至为了自己利益去损害别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家农户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些人生产搞得好，有些人家生产搞得不好，比较富裕的乡亲们有点余粮存款，以后就用来放债、买地雇工或者做生意。而那些情况不太好的父老乡亲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只有借债、卖地，给人家做工。这样就一头有人贫穷破产，一头有人发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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