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目标达成了，他们在贝鲁特城区建筑林立的地方开辟出一条通道。
代价是他们的后方，南黎巴嫩山区开始变得艰难。
贝鲁特城区里面，虽然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成员但更多的是多年生活在这里的逊尼派平民。而这些平民很多都是和南黎巴嫩山区的人们沾亲带故，甚至直接是来到贝鲁特打工挣钱的直系成员。
所以当贝鲁特的情况被南黎巴嫩山区的人知晓后，两派人迅速合流。基督长枪党北上躲避战火，而南黎巴嫩地区则开始针对复国主义实体的后勤和后续增援展开绞肉。
第一次黎以战争以复国主义实体撤退为结束。
而这场战争消耗掉双方的魔怔人，毕竟魔怔人的行为一般非常激进。
这一场战争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一个人叫：哈桑·纳斯鲁拉，他今后会成为主旨党第三代领导人。
第一代领导人极端激进擅长爆炸袭击，第二代领导人则是开始摸索游击战在黎巴嫩山区和复国主义实体打游击战。而第三代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则开始在南黎巴嫩山区和复国主义实体尝试阵地战。
一个重要的前提，主旨党和其他抵抗运动不同的是：他们对于财政的使用问题。
主旨党对待财政问题，并没有将大部分投入到军队中，更没有将这些钱投入到各级组织福利或者高层的享乐上。而是承担政府的基础职能：社会公共基础福利保障。
主旨党有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其中军事援助不必多谈重点在于经济援助。
一个相当大比例的资金会被投入到南黎巴嫩山区的基础建设中，这些主要集中在山区的各个村落和人口聚落。
其中的供电、供水、道路建设维护、公共医疗以及公共教育都主要有主旨党在推进。
这些非常基础的公共基础建设，让主旨党事实上成为了南黎巴嫩山区的基层政权。因为这些本该是由一国政府提供给国民的公共社会福利，当然重点在于谁能够提供谁就事实上掌控这片区域，而这种掌控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而是人民群众所认可的。
而主旨党的基层节点在于清真寺，村落上的清真寺除了为当地的群众提供宗教上的服务外。事实上这些宗教场所被当成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来使用，当地群众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困难、对主旨党某些方面有意见等。
都能通过这些建设在村落的清真寺高效的让当地群众和主旨党有效沟通，而这种高效率的基层群众工作则带来远远超越成本的收益：那就是一线人民群众的绝对支持。用一个不是那么恰当的比喻，那就大概相当于支部建在寺里。
做群众工作不是简简单单的过节送礼、放放电影、纪念日再放放烟花、喊喊口号那么简单。
而是倾听群众困难、高效给出解决方案并予以落实，人民群众需要的是能解决实际困难的干部，不需要那种喊喊口号要别人发扬精神的干部。喊口号谁不会，拴条狗在那个位置还比找个人更有性价比。
正是有这种主动承担基层公共责任的行为，让主旨党有源源不断可靠忠诚的良家子兵源。他们入伍的原因不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也不是为了能抢劫的山匪。而是一个组织中值得信任的基础单位，他们并非全部都投入到作战单位中。
有相当数量的人，会留在自己家乡继续接替前任做自己家乡的群众工作，直到下一次轮换。
主旨党的战斗人员或者说全体成员，并不是依靠薪资来作为酬劳而是待遇以及具体的必需品分配。
在为当地群众提供教育、医疗、水、电的过程中，其实这些公共领域的投入也作用到主旨党成员的身上。
主旨党的成员会根据职位和负责的具体岗位发放粮食补给，不发工资而发放具体需要的东西。这杜绝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土匪化的问题，当兵是为了钱财这点在主旨党内不适用。
而发放具体粮食等必需品，不发放金钱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证明主旨党极高的学习能力。
这种做法并不是奥斯曼帝国传授或者欧罗巴联合王国方向的学习，而是以前的大唐帝国现在的大唐邦联。
天可汗唐红生在起义阶段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使用这种组织内部的运行模式，一个特点就是将自己的武装力量脱离匪气，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物质基础。
而天可汗唐红生的这个模式，并非自己独创。而是来自于三湾改编，这个红军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军队从土匪、军阀武装向人民军队转变的开始。
货币需要市场来提供消费场景，而在南黎巴嫩山区中以物易物更符合当地的情况。使用货币也有附带的风险，毕竟主旨党并不能够提供支持货币政策的环境，他们的体量太小。
轮换机制更是主旨党组织结构的点睛之笔，所有军政两方面的人员都会有机会出现在各个岗位上。
前一天你可能是最前线的战斗人员，后一天你可能就会被调配到后方组织后勤等事项，甚至是半岛电视台、灯塔电视台这种非武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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