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可没大喇叭，若想发动攻心战，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不过，郑度与黄权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百姓被大姓裹挟着造反，一是讯息蔽塞，被有心之人蒙蔽，不知道外面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二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而今，庞统所施行的“免束修”之策，也仅限定在成都城附近，还没推广到益州全境。
一些山中之民，不知道也不奇怪。
再加上蜀汉的赋税不低，与曹操和孙权比起来，其实还要繁重。
曹操在北方实行“屯田制”，税收大致是“六四开”，也就是说，一亩地一石粮食，官六民四；平民百姓可保留基本的生活用食。
可他人口基数大、地盘多，内部比较安稳，农业倒是有所发展。
而东吴孙权赋税繁多，不好统计，再加上内部山贼时不时的肆掠，其税收，也是不低的。
至于蜀汉，税收则更为严重。
为了维持庞大的北伐大军，在诸葛亮时期，实行“三丁抽一、四六征税”这一政策。
蜀汉相比魏国和东吴，地方和人口都比他们少，又要维持庞大的军队，这样一来，百姓手中也就没有多少余粮了。
再加上内部山区林立，交通不便，各郡地方豪强又时不时的反叛，这本就令捉襟见肘的蜀汉财政雪上加霜。
所以，当邓艾军出现在成都之时，益州百姓也就没有多少抵抗的念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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