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X年，我三（顾城）
与此同时，我的鸡群迅速扩大了。从几只到几十只，再后来到了二百多只。我在我家周围做了个围栏，增高了围墙，还在围墙上画上两只大眼睛。可是鸡太多了，围都围不住，经常弄得山上山下都是鸡，好多次我听到山下汽车喇叭直响，我赶紧奔下山去，把在公路上散步的鸡们往山上赶。一些公鸡长得大了一些，就开始学那个周剥皮，半夜鸡叫了。那是真实的半夜鸡叫，一个叫了，几个几十个都跟着叫。
结果它们把岛上的干部们叫来了。岛上的干部们严肃地告诉我，这里是有规定的，每家养鸡或鸭的数量不能超过十只。我对他们嘻皮笑脸。我用中文说我听不懂你们在放什么屁。他们也听不懂我的话，他们就找到了在街上卖春卷的雷。雷那天回家后严肃地告诉我，政府说了，如果我不在十天内清除我的鸡，就要罚款，罚很多的钱。我说：这里不是资本主义吗？以前社会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有自留地，不让农民自己养鸡养鸭养猪。可是这里是资本主义呀！雷说：你跟我吼有什么用呢？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有自己的规定。
本来我真的是好心，我想，雷和顾乡做春卷去卖，我也应该做点事。再说了，鸡将来不但可以卖掉，也可以拿它们的肉来做春卷。再说了，我打小就喜欢动物，我跟这二百多只鸡活在一起感觉特别的滋润，它们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要跟我说。再说了，我就喜欢听大自然的声音，童年时，我跟爸妈在山东的荒滩上，每天都是被鸡叫醒的。
可是，没办法，我屈服了，我迅速地杀了绝大多数的鸡。弄得我的院子里我的山上一地的鸡毛，雷和顾乡帮着收拾了好多天。一部分鸡肉做了春卷馅，但太多的鸡了，冻不进冰箱、来不及处理的鸡只能埋在山坡上。我的山上多了许多小坟。我每天对着小坟跟它们说：你们放心吧，我一定要给你们讨回公道来。
就在一地鸡毛还在飘着、小木耳到对面山上去了之后，我收到了一封北京来信。我每天都收到很多信，来自世界各地。可是这封信是那几年里最重要的一封。我想起以前抗日战争时候的故事，叫鸡毛信的。那意思是特别重要的、接通地下联系的信，是八路军联系的手段。在一地鸡毛的时候，鸡毛信从北京来了。
写信人叫李英。她说：她即将到新西兰来了。她问：你们有办法帮我落实一下住处吗？
其实，天下明白人都明白，这封信有问题，太有问题了。她没有说她到新西兰来干什么，却把信寄到新西兰的一个岛上，寄给“我们”。“我们”不光包含我，当然把雷也包含了进去。她既然即将到新西兰来，应该是有来的目的的，比如哪个机构请她，或者跟着哪个旅行社来。可是她却把信寄给我，并对“我们”说话。
我装着傻，把信拿给雷看了。没想到雷一口就答应，让我写信给李英，请她住到我们的山居来。
这可怪不得我了。本来我实际上已经忘了这个叫李英的女孩子了。这些日子，小木耳和鸡和春卷已经弄得我们这里天昏地暗了。可是她却提醒了我，她要来了。
她要来了。而且雷开始给她办全套的手续了，从邀请函、担保书到机票，全由雷在那里操办着。这个李英说是即将来新西兰，其实她没有签证，没有机票，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她的即将到来，忽然点燃了我已经被脑子压到次要纹路里去的那个火药。我的脑子我的心忽然就燃烧起来，我就激动起来了。我一下子全想起来了，那在诗歌研讨会上仙女般地站起来，一脸通红地救英雄的女孩子，那放射着万丈光芒让我睁不开眼睛看不清楚、而一旦看清楚后大呼其美的学生气的女孩子的脸蛋，那当着十几个朋友的面勇敢地英雄般地走到我面前，说她爱我，她要跟我走到一起的女孩子。
那时候，大家看着我看着雷看着这个女孩子，象在看一部童话电影。在这部电影里，雷在看报纸。现在，我一个人看着雷，雷却行动了起来，东奔西跑地为这个李英，即后来我写的英儿，为她办理到我家来的全部手续，就连英儿的机票费，也是雷从她卖春卷好不容易有点积累的那么一点钱里奋不顾身地忘我地掏出来的。我们那时候的日子过得要多拮据就有多拮据。房贷不多，但每个月都要还，我们还要吃饭，而我在欧洲和奥克兰收获的那一点演讲报酬或者后来零星的一点稿酬已经几乎见底了。
那些日子，我好佩服雷。她真是个勇敢的、无私的、为我的、忘她的女孩。
我觉得我也应该做点什么。我做的事就是用我们剩得更少了的钱买了一些建材，在我们的房子旁边给英儿搭建了一个小房子，还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
英儿来了。接她的路上，我几乎没有看她。我感觉到她一直看着我。她就是那么一个典型的北方的、北京的女孩，直接、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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