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心浮动，坊间纷纷传言，恐怕这大宋朝就要到此为止了。
百姓们这样想也很正常，自唐末以来，诸侯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号是走马灯一般地换，现在已经亡国的蜀、唐、汉主这些国家哪个不是传了二世三世四五十年，宋国虽然统一了中原，可是真论起来，国祚也不过才十几年的光景，还远未达到天下归心的地步。
结果先是幽州大败，三十万大军落花流水，紧接着西夏发《讨赵炅令》，岐王赵德芳就是苦主，赵光义的所作所为一旦大白于天下，岂有不失人心的道理？赵光义还没想好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就在十万大军的营盘之中被人摘了脑袋，太子匆忙继位。
赵元佐朝令夕改、优柔寡断，似乎因为父皇暴毙刺激的有些不正常的消息，业已在汴梁城传开了。别看深宫九重天，其实皇宫大内那点事儿，很少有不透风的墙，大宋皇室一向比较亲民，宫禁也不及其他王朝森严，这点事儿就更加瞒不住京城百姓了。
摊上这么一个官家，大辽虎狼顷刻南下，陇右关中尽入西夏，巴蜀义军又起，江南骚动不止，不要说寻常百姓，就算是满朝公卿也是人心惶惶。
萧绰在宋国退兵的同时，就迅速拟定了反击计划，仗着士气正锐，就地整合救援南京的各路兵马，反守为攻了。如今风雨飘零的大宋国面临的就是国内不稳、人心思变、两面用兵，皆为强敌的局面。
对于军国大事，赵光义算是个军事理论家，远不及其兄多矣，不过真要与他论起军事来，他也能说的头头是道，而太子元佐则于军事一窍不通，三纲五常、孝悌仁义那一套，总不能拿来打仗吧？幸好他虽能力不足，精神状态也极不稳定，但是朝中文有张洎、武有罗克敌，赵元佐是个没有主意的，一切依从二人主意，倒也暂时摆布的开。
张洎和罗克敌这两个人，一个不修私德，刻薄寡恩，一个心怀不轨，早有反了他老子的心思，就这么两个人，就是他老爹留给他的文武班底。不过论才干，这两个人确实没得说，眼下这场面，不管他们私心里怎么想，都得打起精神先御外虏，真让契丹人放马中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有鉴于此，张、罗二人精诚合作，经过一番讨论，上奏皇帝允准，分别以李继隆、刘廷让、田重进为沧州、瀛州、定州都部署，防御三关。本来在此之前，李继隆临危受命，独领边军，不过这一遭不比出征，而是防御，这样的话各主要关隘必须得有自己的主将，能随时根据敌我情形做出决定，让李继隆总揽军权是会误事的，倒不是有心分他的兵权。
初期交战，双方各有胜负，宋军虽士气不高，毕竟倚仗地利，所以辽军没有占到太多便宜，战报军情传至东京，邸报行发天下，百姓渐渐安心，觉得虽然宋军吃了败仗，但是辽人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般可怕。
但是辽军的总指挥是耶律休哥是一个真正的统帅，而眼下还没有人能认识到他的不俗，宋国自我检讨此番北伐失败的原因，虽然明面上不说，但是暗地里都倾向于认为先帝用兵失误，以致铸成大败，耶律休哥此胜还是运气的成份大一些。
其实眼下这种僵持局面根本就是出自耶律休哥的安排，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小胜小败，他的目标是宋军主力，他想要的是破关挺进中原，而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他在等待机会，也在创造机会。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到了。
双方僵持不几日后，田重进站稳了脚跟，便开始试探性地展开反击，田重进兵出岐沟关，连败几路辽军，甚至一度收复了涿州。田重进并非冒进，主动出击是朝廷的意思，官面上的说法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真正原因却是因为眼下军心、民心皆不可用，宋国急需一场大胜来挽回这一切。
田重进的胜利传回开封，整个开封城就像过年一般，惶乱许久的人心终于有些安定下来。赵元佐喜出望外，马上下旨，令刘廷让、李继隆，三军尽出，收复失地。张洎、罗克敌闻言急急劝阻，认为应稳中求胜，积小胜为大胜，赵元佐却是迫不及待，他做事虽然优柔寡断，可是一旦认准了一个道理的时候，却又偏执之极，九牛也拉不得他回头。
圣旨颁下，勒令一直按兵不动，固守阻敌的刘廷让和李继隆立即发兵，扩大战果，务必一战夺回此次因北伐失败而丢弃的领土。刘廷让和李继隆接了圣旨，只得依命从事，不过二人都是老诚持重的将领，一番计议下，决定尽量稳妥行事，以刘廷让部为先锋，李继隆部为后军，前后照应，进行反扑。
其实依着李继隆的意思，眼下还是求稳最为妥当，可是眼下宋国的困难不仅仅是北国一面，承受的压力也不仅仅是军事方面，一场大胜，尤其是收复因北伐败退而沦落北国领土的大胜，对宋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其意义决不仅仅是一场战争上的胜利。而且圣上如此急促，心底里未必就没有想为先帝挽回颜面的意思。他是一个食君俸禄的将领，又是当今圣上的舅舅，于公于私，都没有唱反调的道理，所以也只能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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