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的是刘斌在国庆节后，对学校工作做了重大的调整，那就是分年级组管理。李红军和秋建平被派到初一组，李红军是组长，秋建平是副组长。刘连舟是初二年级组长，尚军其是初三年级组长。两个副校长的工作也做了变动，唐长明抓初一初二，周连生抓初三，校办室和总务处由校长抓。
刘斌宣布了领导的分工后，然后由年级组长宣布本组教师名单，用刘斌的话讲这叫校内聘任。各个年级组长对本年级负责，所有人由年级组长来定。先由初三聘，依次是初二，初一。这一聘，教师便有了分层。确定了老师，就马上重新调整了一些老师的课，重新设置了年级办公室。
刘斌在讲话中说，各年级组长除了自己任职内的事外，主要的工作就是抓各自年级的事。一个年级里的教务、政教、教师、学生、教学、质量、考勤、卫生、安全、住宿等都要管。总之年级组长和一个校长一样，全面行使自己的职权。各个年级组的老师要听从组长的工作安排，考勤，请假由组长管理，奖罚学校将以年级组的意见为意见。
这样的变动应说是很大的，好多人一下子有些不适应。方春华到了初二，莫船有些不想代初三，可他算是初三的数学骨干教师，又带着数学辅导。他给尚军其一说，尚军其说，你想可能么？你也别找事了，你这样别人就说你是在卖乖了。丽丽算是初一教师但又带着特长辅导，愚同没有代一节课，做了全职管理人员。
这样的变动就很有层次，三个年级的班级数相当，但老师的配备却不同，初三比初二教师多，初二比初一多。人多了代的课就少，初三一般在十节到十二节，初二在十二到十六节之间，初一大多数教师的课就超过了十六节。这一比就明显了，代的少的十节和代的多的十九节之间，一周就多上了九节，一学期就多上一百八十多节课。这种不同在一个年级组内也是明显的，搞管理的组长，干事与普通老师不同，代重点班，竞赛班的老师和代普班的老师也不同。这一下子，教师的那种等级就很明显了。
最上的当然是校长了，次之就是两个副校长，再次之就是杨建设和李愚同，下来则是几个年级组长，年级组长下来是干事。而教师大的方面是初三的比初二的受重视，初二的比初一的受重视。同是一个年级，搞竞赛的，带重点班的比普通教师受重视。
面对这种差异，刘斌也讲了话，他说，你别看别人代的课少，这么少的课你代不了，代不好。谁能像秋世清和莫船老师代出一个国家级奖，给重点高中送一名学生，也让你和他们一样只带一个班的课，你不行的。别人代的课少但劳动强度大，我一节课不带是不是说我最轻松呢？谁觉得自己的工作量大了，咱俩来换。
当然没有人去与校长换，但大家就这样的被定了位。有啥事，你先给年级组讲，组长做不了主，可以给主管的副校长讲。最后需要给刘斌说的，再由主管的副校长给刘斌讲，一个普通教师没有太大的事是轻易和刘斌说不上话的。这一下子，好多人就离校长远了，看校长时校长也似又高大了些。
刘斌也很少到谁房子去，到年级组办公室去的次数也少。他对学校的管理除了通过两个副校长外，主要是通过校办室，所以这样一变动后，就给愚同没有排一节课，校办室的地位又得以加强。为此还专门从三个年级组中各抽一人在校办室当干事，由愚同统一领导，这个校办室成为刘斌教育管理框架中的真正核心。
刘斌通过校办室传达学校的命令、决定、政策。每周的例会后，各年级组要向校办室递交本周的工作安排。到周末时，要交的东西就更多，本周工作完成报表，教师考勤表，学生考勤表，教师教案检查表，学生作业练习册检查表，班主任，教师上操，下班，看宿，写稿，劳动等情况统计表。还有各年级组对本年级各班的考评表以及本年级一周内的好人好事，不良现象和存在问题反馈表。
最后由校办室对各年级组上交的材料，进行归类，汇总，形成一周各年级各班级情况汇总表交校长。刘斌据此对各年级各班级情况进行掌握、判断、评比。并将评比的结果在行政会，在例会上通报。这一通报，各个年级组间的差异就出现了。
而且现在开会的形式也变了。先开大会，除了安排全校性的事情外，主要就是讲校办室这个汇总表。大会完了后，各年级组再开小会，在小会上各年级组根据学校整体安排，以及上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安排本年级组的工作，填写本年级组的工作计划，开会时主管副校长代表学校参加，进行指导。
那天见了愚同，莫船说，这么大点的学校有这样搞的必要吗？愚同说，有没有必要这不由我说了算，校长能这么搞就有这么搞的理由，你看不来么？莫船说，当然看得来。愚同说，这是一种削权的行为，那就是剥夺了教师和领导对学校工作从全局去考虑的一种权力，这对普通教师的影响并不大，但对领导却十分重要，把一个副校长就降低到一个部门领导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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