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活着。”
46岁的小川和宏坐在大阪难波警察署的问询室里，对着两名警察说出了这句话。
几个小时之前，他放了一把火，烧死了16个人，臭宝们也许有去过大阪旅行的人，我猜你们肯定都去过心斋桥。沿着心斋桥那条商店街一直往南，只要一站地就是“难波”。
难波要比心斋桥更“本地化”一些，少了许多给游客购物娱乐的设施，而服务于本地人的网吧、卡拉OK甚至是情人旅馆则更多。NMB48 的舞台，也在难波车站前。对大阪本地的年轻人来说，北有梅田、南有难波，这两个地方几乎聚集了大部分的夜游人群。
在日本的“网吧”，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业种：有只提供电脑和椅子的“网咖”，有除了电脑外，还可以随意借阅漫画的“漫画网咖”，更有可以借出电影（包括成人电影）DVD的“试看网吧”。这些网吧无一例外地提供无限续杯的饮料、随时送到座位上的外卖。条件中等的有带一人高左右围墙的“单间”，更高级的里面会摆上一张沙发床，带淋浴、健身设施等等。总之，由于日本网吧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因此各家网吧都纷纷尝试为客人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酒店、旅馆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收费要比住酒店低很多。
这样一来，在日本就催生出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往往要么是离家出走，要么是没钱租房，同时岁数相对年轻，习惯了网络生活。他们来到网吧里，经常是“长期居住”，每天付个2000日元左右的网费，就能在网吧里面解决吃喝拉撒睡等等问题。
这个阶层，被称为“网咖难民”。
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2007年日本全国的网咖难民人数约为5400人，年龄阶段以20-40岁为最多。男性60%，女性40%。其中90%左右的网咖难民的收入在每月10万日元（6000人民币）以下，75%的人沦为难民的原因是“付不起房租”。
你可能会觉得6000人民币不少了，但其实因为网咖难民主要聚集地区是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福冈这些大城市，生活成本本身就很高，因此6000元左右的收入真的可以算是贫困线了。
情况还在越变越糟：2016年日本厚生省再次进行了统计，这次统计的范围是东京地区。统计结果表明，人群分布变成了30-50岁，人数（东京地区）从1900人变成了4100人。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网咖难民的数量已经成倍增长，而且更为恐怖的是：10年前已经是网咖难民的人群，到现在依然没能脱离这个群体。
网咖难民的生活，也许真的如同泥沼一般，让人无法脱身。
时间回到2008年的10月1日。这天凌晨1点左右，两名中年男子摇摇晃晃地闯进了位于大阪难波站前的一幢大楼一层的网咖。一个身材瘦弱，脸瘦长，另一个五短身材，圆脸，还带了个渔夫帽。这两个人看起来明显是喝了酒，满嘴酒气。在缴纳了包夜的网费之后，两人分头扎进了自己的单间。
两人其实是只不过是一对酒肉朋友，瘦长脸名叫小川和宏，东大阪人，43岁，无业，以吃低保为生；圆脸的叫青柳英夫，41岁，在难波车站前以摆摊看手相糊口。小川和青柳在3、4天前才刚刚相识，当时小川手里刚刚领到了10月份的政府补助金，于是兴高采烈地准备痛快喝酒，在酒馆里碰上了正在为钱发愁的青柳。小川不但请青柳喝了酒，还带他去澡堂子洗了个澡，在网咖里住下。
小川这个人的性格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手里有钱，他就会拿去赌博、喝酒。赌博赢了钱就去花街柳巷风流一下，输了钱就干脆一个月都捡便利店的过期盒饭吃。这样的性格，让他手里根本留不下什么钱，更别提什么未来的好日子。
人怎么能活成这个样子呢？其实几十年前的小川，活得要比现在好得多。
小川和宏，1965年5月19日出生于东大阪市，家中是由务农转为城市居民的普通家庭。父亲早死，母亲一人将他带大。18岁从高中毕业后，小川正好赶上了日本80年代的快速发展期，于是被松下电器召入工厂，先是一名装卸工，很快便转为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几年之后，他在母亲安排的相亲中与妻子相识并结婚。夫妻两人像那个时代普通的日本夫妇一样，陆续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平静温馨。
1991年，小川和宏的母亲从文职警察的岗位上退休，拿到了一笔退休金。母亲知道小川和宏家中的住房本不宽裕，于是便用这笔钱给他在大阪门真市买了一栋三层的一户建。之后，母亲将乡下的房产变卖后，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养老医疗保险，之后便搬进了小川家，与自己的儿子一家同住。然而到了2001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松下公司宣布了大幅裁员 —— 小川和宏也位列裁员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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