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三月中旬，徐光启、孙传庭二人首先对兵员进行了彻底的核实。
但凡是吃空饷、虚冒、役占的兵员，全部都裁撤了。不过倒是没有追究什么责任，这要是追究起来，京城还真要乱了不可。
到了明末时期，贪污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贪污点小钱那已经不叫贪污了。历史上魏忠贤就是靠大打反腐牌，才把东林党那么多官员弄下狱的。东林党则表示，你防御过当了。
京营之所以会不堪一用，自然也就是那些武官和文官们大肆贪赃的结果，牵连起来有点范围太大了。所以这次整顿，也就是核实兵员，并未对那些勋贵、文官进行追究。
一番整顿下来，三十万多万人的京营，变成了二十二万，其中不少还是老弱病残。又是一番核实之后，能战者不过五万人。剩下的十七万人，身体素质都不达标。
随后朱由校下了一道圣旨，京营于京城外开垦军屯。每户给地50亩，牛一头。
这个圣旨一宣布，京营士兵大为振奋。
那可是五十亩地啊！而且如果是水浇地的话，每亩产麦2石绝对是轻轻松松的，一年下来完全不愁吃穿。
分出来的十七万京营士兵，随后有将近十六万愿意参与屯田。每户给地50亩，相当于要开垦800万亩荒地。
然而此时的北方，荒地还真是遍地都是。
北方老百姓并非不懂修缮水利，而是没有人组织他们修缮水利。在过去缴纳天赋还是直接缴纳粮食的时候，地方政府的仓库里粮食多得甚至放着变质。进而也就能够拿出足够的粮食来组织老百姓修缮水利，加上之前的徭役是必须到的。如今的徭役，则变成了交钱就可以了。地方人口的瞒报，加上通货膨胀的产生，徭役方面的政府建设能力急剧下降。
没有政府组织百姓修缮水利，往往一年地就荒了，二年老百姓就往外地迁徙，三年就土地全荒，老百姓也走光了。
整个河北地区，荒芜的土地超过三千万亩。
朱由校下旨开垦军屯，马上得到了武官集团的支持，这些土地要是开垦出来，那就是一块大肥肉啊！日后他们就可以进行侵占，把军屯土地变成他们的私人土地。
只是这些武官们不知道的是，朱由校同样也盯着这些军屯土地。开军屯之前，朱由校自然也想到了这些武官、勋贵们想要瓜分这些土地。对此朱由校表示无比淡定，到时候他也把军队编练出来了，谁敢在他面前跳，那纯粹就是找死，正好给朱由校杀猪的理由。
军屯成本较低，或者说是不需要朱由校从内帑支出太多的成本。京营士兵有朝廷军饷，就是一个个免费劳工，不像那些流民开垦土地的时候，还要皇家出粮食。
给耕牛一头，则是大明皇家银行的无息贷款。
在皇帝下旨，勋贵、武官的支持下，以及大明皇家银行的贷款之下，军屯非常顺利的就开展了起来。十几万京营士兵开出城外，拿起工具开始修缮水利、开垦土地。一旦京营这八百万亩土地开垦出来，就算一亩土地产粮1石，每年也能给朝廷带来160万石粮食的收入。
军屯由徐光启负责，皇家农业公司进行协作。大量的荒地被圈了下来，然后疏通河道、修筑水塘、水坡、水渠。这些设施修缮好了，一片片水浇地就出来了。一些土地甚至可以变成水田，从而种植水稻。
北方同样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只是水田不是那么普遍，所以规模远不如南方，但并不意味着不能种。
水浇地的小麦产量，普遍都能达到2石左右，最后磨成面粉，都有1石以上。旱地的小麦产量就真的全靠天吃饭了，碰上干旱什么的，亩产小麦几十斤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就是有水利与没有水利的本质区别。
有了水利设施的土地，能够做到旱涝保收，并且产量有所保障。有些土地就算不能旱涝保收，起码抗灾能力也强上很多，如果配合红薯的种植，基本上就不可能出现饥荒了。
红薯推广自然也在这次荒地开垦之中，此时已是春季，很多正在开垦的土地，在用耕牛将泥土翻过两遍之后，便将红薯藤插在了地头。
很多农民都没见过这玩意，感觉很新奇。种下去的红薯，只需要刚开始的时候进行浇水，等红薯藤扎根生长之后，基本上就不用管了，而且极为耐旱。实在旱得不行，放一两次水进来就可以了。
京营的军屯，以及皇家农业公司的皇帝开垦面积，加起来将达到1300万亩，每年可以增加1300万石粮食。而明王朝的田赋税收，此时也仅有1900万石。
曹金玉的粮行随着屯垦规模的扩大，生意也不断增加。
那些参与荒地开垦的流民、佃户、京营士兵，他们的口粮都是济民粮行供应，而此时朱由校开始编练京营，京营士兵的粮食所需也变成了由济民粮行供应。官方订单随之增多，很快就超过了四百万石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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